中國國際地位因（香港變成了革命之都）而改變了

中國國際地位因（香港變成了革命之都）而改變了

香港任用一個自己掘洞就無罪而借別人掘洞登極樂的人且用了他的極端民革手法統治香港，（香港變成了革命之都）一個人的思想就這麼的影響了國家民族的合法性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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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有能力的國家領導人，都必須明確提出一套既體現自己政治理想，又反映國家獨特傳統的意識形態。

梁京評論：9號文件是習近平的政治災難   2013-05-28

中共中央辦公廳一個月前發出9號文件，試圖發起對西方意識形態的一次全面“反擊”，即提出所謂的“七不講”。現在看來，這個文件給習近平帶來上台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

說這個危機非常嚴重，最重要的標誌就表現在，此舉幾乎讓所有支持習近平的人都大失所望，甚至是絕望。就連那些完全認同習近平主張的人都不得不面對這個事實，習近平很可能完全沒有能力擔當大任。

現在已經可以肯定，9號文件的始作俑者就是習近平，而“七不講”正是他本人的主張。此舉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從京城的精英到海外的觀察家，都在分析和猜測。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不論習近平的目的是什麼，此舉都暴露了他最致命的弱點－愚蠢。因為習近平在此時，以如此低能的方式向所謂＂西方意識形態＂發動全面攻擊，不可能達到任何政治目的，而只能充分暴露自己的弱點。

在我看來，此次事件的要害並不在於習近平該不該防範西方意識形態，即便是在西方國家之間，也不是沒有意識形態之爭。任何一個有能力的國家領導人，都必須明確提出一套既體現自己政治理想，又反映國家獨特傳統的意識形態。在這個意義上，都不可避免對其他意識形態有所排斥，有所取捨。

挑戰在於，政治領導人的意識形態表述，要展現出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展現出對本國人民的號召力，否則，說的不好還不如不說。江澤民和胡錦濤沒有這個本事，他們選擇不說或少說，更重要的是，選擇了官方與民間各說各話，形成一種官方話語與社會現實完全分離的格局。這種格局必然導致精英沒有是非，社會道德淪喪，對整個國家是非常有害的。但這種格局對於機會主義的政治和知識精英們則未必有害，他們可以混水摸魚，名利雙收。

習近平似乎想結束中國的這樣一種混亂局面，而他的愚蠢就在於，他不明白如果自己能力不足，說的不好還不如不說。或許他也明白這個道理，因此以保密文件的方式，試圖用權力的高壓讓所有人，或者讓所有吃共產黨飯的人“七不講”。

習近平可能是這樣想的，你們不能天天吃我共產黨的，喝我共產黨的，還要天天罵我共產黨。習近平沒有想一想，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他用高壓手段是否能夠改變這種局面？

自六四以來，一邊罵中共一邊還能名利雙收確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共政權的意識形態已經完全破產，其政權的正當性完全不靠舊的意識形態，除了恭喜發財，也沒有新的意識形態。

當然，罵中共還能有飯吃，還能有名有利，太蠢了也不行，大家都要懂規矩。做奴才的要懂，做主子的也要懂，這樣就可以相安無事。那麼，這個規矩的界線設在那裡呢？這就要看主子是誰了。江澤民的底色本非紅色，且當時又有“韜光養晦”的聖瑜，因此他逐漸放開了尺度，尤其是對中共歷史的尺度。對西方的普世價值，江也是嚮往的，於是，這方面的言論尺度越來越寬。

胡錦濤有一個粉紅的底色，但是他只敢在內部講要向朝鮮和古巴的同志們學習。雖然毛左們一直想哄著胡錦濤支持他們發動對自由派的全面攻擊，並且精心策劃了一次對社會民主主義的圍剿，但胡錦濤沒有上當。不過，據說當時身為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倒是在浙江黨校組織文章批判謝濤的文章。這說明，習近平以及一些紅二代的言論尺度，與江澤民和胡錦濤這種看家奴才，在內心中是不一樣的。

因此，對此次9號文件的一種解釋，就是習近平以為，既然我紅二代做了主子，就應該立新規矩了，至少可以讓你不講我不樂意聽到的東西。

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政治判斷，因為習近平不喜歡聽的這些東西，不僅是人類的普世價值，而且，七不講的內容，既是共產黨自己打江山時的口號，也是改革開放以來官方不得不說的東西。他要公然顛覆這套話語，是冒天下之大不韙。

誠然，這些政治正確的東西是空洞而模糊的，但習近平不喜歡這些大字眼，難道是他對普世價值有更好的表達嗎？當然不是。尤其是那些為習近平吹喇叭抬轎子的奴才們，他們在這次配合9號文件的宣傳中表現出來的愚蠢、傲慢，無知和無能，正在給習近平帶來一場巨大的政治災難。

習近平能否從這場災難中生存下來，已經成為中國政治面臨的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2013年，或許會成為中共生死掙扎的又一年。（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評論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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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更加堅信房價必漲的趨勢。每個人都專注於如何從這個趨勢中獲取最大的利益。

梁京評論：從國五條看習近平淡定的理由    2013-04-09

中國政府公佈國五條之後，大量夫妻為了避稅而辦理離婚手續。圖片為黑龍江省哈爾濱市3月6日市民排隊離婚。（Imaginechina圖片）

從各方面來講，國五條都是一場政策災難。決策者的初衷是抑制房價上漲，但結果反而是房價漲的更快，因為賣房者成功地把新增的20%所得稅轉嫁給了買房者。這樣的反應，本該在預料之中，但這個愚蠢的政策還是出台了。更糟糕的是，這個愚蠢的政策在全國引發了一個離婚避稅潮，成千上萬的夫妻連夜排隊登記離婚，讓中國成為全球的笑柄。

在這個愚蠢的政策引發全國房產交易狂潮和離婚狂潮的同時，中國的外部和內部也不消停。金正恩擺出不惜一戰的架勢來和美國叫板，其實也是和中國叫板，要國際社會承認北朝鮮已經成為核國家的事實。南北朝鮮一旦擦槍走火，或者北朝鮮內部發生突變，整個東亞都可能陷入安全危機。國內方面，各種天災人禍接連不斷，各種死於非命者的報道每天都見諸報端。最近，禽流感再度爆發的可能性，更在人們的心中添了一層陰影。

但是，從習近平在博鰲論壇的表現來看，你看不見這些本該讓他焦頭爛額的內憂外患對他的情緒產生了絲毫影響。他果然如李光耀所言，內心＂堅硬如鐵＂。

我的一位朋友對我說，他搞不明白習近平面對如此糟糕的局面，為何還能如此"淡定"。我相信這也是許多人都在思考的問題。

國五條出了這麼大的錯，習近平作為國家主席，本應對這個重大的政策問題對老百姓說幾句話，但我們既看不見他對此表態，也看不見他問責。反過來，我們也看不見老百姓因此而組織任何群體事件來抗議和問責。發牢騷的人雖然不少，但大家一面發牢騷，一面更加堅信房價必漲的趨勢。每個人都專注於如何從這個趨勢中獲取最大的利益。

如此荒唐的政策能夠出台，出台後造成如此嚴重的後果，老百姓寧肯搞假離婚潮，也不從正面來抵制這個政策。這些現象告訴我們，中國目前已經出現了一種十分深刻的僵局，這個僵局就是整個國家和社會都被官僚階層的利益所綁架，老百姓拿官僚沒辦法，剛上台執政的習近平也拿他們沒辦法。

這個僵局與習近平的淡定有什麼關係呢？我的看法是，與胡錦濤時代相比，中國的權力格局還是有了重大變化。胡錦濤時代，官僚階層幾乎是為所欲為，官僚即是國家，國家即是官僚，由於胡錦濤完全放棄或者失去了對官僚的制約力，官僚的意志就是國家的意志。習近平上台後，官僚與國家之間的對立開始重新建立。習近平雖然還沒有能力左右官僚階層，但官僚階層現在也無法把自己的意志輕易轉化成習近平的意志。

習近平的淡定在一定程度上與這個格局有關，因為他的權力現在沒有受到直接的威脅，也就是說，他大權獨攬的局面，不利於官僚階層繼續膨脹自己的利益。官僚階層對最高層的權爭極為敏感，上面鬥的越兇，官僚下面撈的也越兇。現在頂層的權力比較穩定，官僚就比較收斂。習近平也就可以比較地'淡定'。

但是，正如國五條的出台所表明的，這個官僚階層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這樣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大問題，習近平難道看不到這個道理嗎？既然如此，習近平還有淡定的理由嗎？

我想，習近平淡定還有一層理由，那就是他很可能已經認識到，自己沒有力量主動出擊去整頓腐敗不堪的吏治，他只有讓危機過程的發展創造打破僵局的機會。如果他在力量極為不利的情況下對官僚階層主動出擊，則必敗無疑，而如果利用腐敗無能的官僚自己的錯誤來打擊他們，還可能有一定勝算。

當然，這種策略是有很大風險的，因為官僚階層可以製造很大的災難，讓習近平和他們同歸於盡。目前中國地方債務的發展就有這種可能。不過，常言道，蝨子多了不癢，又說，該來的終歸會來，躲不過去。如果習近平想通了，除了選擇這個讓災難指引方向的策略之外他別無選擇，那他就反而會更增幾分淡定了。（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評論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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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評論：9號文件是習近平的政治災難   2013-05-28

中共中央辦公廳一個月前發出9號文件，試圖發起對西方意識形態的一次全面“反擊”，即提出所謂的“七不講”。現在看來，這個文件給習近平帶來上台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

說這個危機非常嚴重，最重要的標誌就表現在，此舉幾乎讓所有支持習近平的人都大失所望，甚至是絕望。就連那些完全認同習近平主張的人都不得不面對這個事實，習近平很可能完全沒有能力擔當大任。

現在已經可以肯定，9號文件的始作俑者就是習近平，而“七不講”正是他本人的主張。此舉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從京城的精英到海外的觀察家，都在分析和猜測。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不論習近平的目的是什麼，此舉都暴露了他最致命的弱點－愚蠢。因為習近平在此時，以如此低能的方式向所謂＂西方意識形態＂發動全面攻擊，不可能達到任何政治目的，而只能充分暴露自己的弱點。

在我看來，此次事件的要害並不在於習近平該不該防範西方意識形態，即便是在西方國家之間，也不是沒有意識形態之爭。任何一個有能力的國家領導人，都必須明確提出一套既體現自己政治理想，又反映國家獨特傳統的意識形態。在這個意義上，都不可避免對其他意識形態有所排斥，有所取捨。

挑戰在於，政治領導人的意識形態表述，要展現出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展現出對本國人民的號召力，否則，說的不好還不如不說。江澤民和胡錦濤沒有這個本事，他們選擇不說或少說，更重要的是，選擇了官方與民間各說各話，形成一種官方話語與社會現實完全分離的格局。這種格局必然導致精英沒有是非，社會道德淪喪，對整個國家是非常有害的。但這種格局對於機會主義的政治和知識精英們則未必有害，他們可以混水摸魚，名利雙收。

習近平似乎想結束中國的這樣一種混亂局面，而他的愚蠢就在於，他不明白如果自己能力不足，說的不好還不如不說。或許他也明白這個道理，因此以保密文件的方式，試圖用權力的高壓讓所有人，或者讓所有吃共產黨飯的人“七不講”。

習近平可能是這樣想的，你們不能天天吃我共產黨的，喝我共產黨的，還要天天罵我共產黨。習近平沒有想一想，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他用高壓手段是否能夠改變這種局面？

自六四以來，一邊罵中共一邊還能名利雙收確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共政權的意識形態已經完全破產，其政權的正當性完全不靠舊的意識形態，除了恭喜發財，也沒有新的意識形態。

當然，罵中共還能有飯吃，還能有名有利，太蠢了也不行，大家都要懂規矩。做奴才的要懂，做主子的也要懂，這樣就可以相安無事。那麼，這個規矩的界線設在那裡呢？這就要看主子是誰了。江澤民的底色本非紅色，且當時又有“韜光養晦”的聖瑜，因此他逐漸放開了尺度，尤其是對中共歷史的尺度。對西方的普世價值，江也是嚮往的，於是，這方面的言論尺度越來越寬。

胡錦濤有一個粉紅的底色，但是他只敢在內部講要向朝鮮和古巴的同志們學習。雖然毛左們一直想哄著胡錦濤支持他們發動對自由派的全面攻擊，並且精心策劃了一次對社會民主主義的圍剿，但胡錦濤沒有上當。不過，據說當時身為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倒是在浙江黨校組織文章批判謝濤的文章。這說明，習近平以及一些紅二代的言論尺度，與江澤民和胡錦濤這種看家奴才，在內心中是不一樣的。

因此，對此次9號文件的一種解釋，就是習近平以為，既然我紅二代做了主子，就應該立新規矩了，至少可以讓你不講我不樂意聽到的東西。

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政治判斷，因為習近平不喜歡聽的這些東西，不僅是人類的普世價值，而且，七不講的內容，既是共產黨自己打江山時的口號，也是改革開放以來官方不得不說的東西。他要公然顛覆這套話語，是冒天下之大不韙。

誠然，這些政治正確的東西是空洞而模糊的，但習近平不喜歡這些大字眼，難道是他對普世價值有更好的表達嗎？當然不是。尤其是那些為習近平吹喇叭抬轎子的奴才們，他們在這次配合9號文件的宣傳中表現出來的愚蠢、傲慢，無知和無能，正在給習近平帶來一場巨大的政治災難。

習近平能否從這場災難中生存下來，已經成為中國政治面臨的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2013年，或許會成為中共生死掙扎的又一年。（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評論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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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木生還一再表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應當擴大言論自由，組織真正的工會、農會、商會，實行社會自治。


未普評論：救黨，習劉不謀而合？（上）
2013-06-12

習近平剛執政時，紅二代中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表示支持他。他們都意識到，共產黨的江山的確到了危險關頭，習近平當政弄不好就會是最後一次。劉源一直是紅二代中的頭面人物，也是最有可能對習近平施政產生影響的人物。

劉源和習近平的經歷有很多不謀而合之處。文革中，兩人的父親劉少奇和習仲勛都被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兩人都因走投無路而上山下鄉，備嘗世態炎涼、屈辱艱辛。後來兩人都上了大學，畢業後，又不約而同地去基層任職。習近平在他的《自傳》裡談到他和劉源時說：“那時候從北京下去的人，有劉源和我。我們倆不謀而合，都要求走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習近平去了河北，劉源去了河南。最後兩人通過迂回的從政從軍之路，都回到北京，一個進入中央最高決策層，一個進入軍隊高級將領之列。

2012年年初薄熙來事件爆發，劉源因和薄關系過密而沉寂了一段時間，並為此付出了很大代價。十八大軍委常委改選，他本是鐵定的常委，結果名落孫山。很多人為他惋惜，以為他從此虎落平陽。未料，習近平掌握了軍權之後，重新審定劉源去年年初主辦的谷俊山貪腐案，劉源於是又重新返回政治舞台中心。

習近平掌權，劉源復出，關於如何拯救中共江山，習劉二人似乎也不謀而合。據《陽光時務周刊》透露，習近平對劉源及另一位紅二代、通常被稱作劉源智囊的張木生先生主張的“新民主主義”挺感興趣，特地從陽光衛視處索要了關於“新民主主義2.0”的許多材料。

“新民主主義2.0”是新民主主義的升級版。升級的原因是，在2011年4月26日為張木生新書《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發布會上，左中右派都有人參加。據《陽光時務周刊》，劉源與各派改革勢力的對話討論，引發部分紅二代的質疑。紅二代某強硬派質問劉源是否知道4.26會議主持人劉蘇裡的歷史，並指出劉蘇裡是“零八憲章的幕後推手”，劉源回答，“如果連這樣的人我們都不能團結，那我們就什麼事情都不要做了。”在那次會議上，劉源早退，和改革派還鬧了一些不愉快。

事後，陽光衛視董事長陳平在北京組織並主持了一個餐會，希望消解這些不快。席間，劉源、張木生、李零、王小強、吳思、翁永曦再次對新民主主義展開討論。陳平提出，現在的新民主主義應該是開放的筐，一切有利於改革開放的好建議、好思想都可以往裡面裝，故有了升級版“新民主主義2.0”的說法。後來吳思在陽光衛視的“新民主主義辯”的電視節目中採用這一說法，並使這個理論概念逐漸傳播。在這次聚會中，大家對“新民主主義2.0”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識，其中包括：改革方向上承認人權、法治、民主等普世價值，並承認一段時間內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有利於中國的改革與發展，以及對開放性與多元性的強調。

上述這個故事顯示以下幾點：第一，以劉源和張木生為首的紅二代願意以開放的姿態與改革勢力溝通，並有團結自由派的胸襟。第二，劉張用新民主主義中的“民主”二字，迎合渴求憲政民主的知識分子和其他民眾，因而承認人權、法治、民主等普世價值；第三，他們希望共產黨改革，實施一些有利於中國進步的好東西。

劉源和張木生之所以竭力推銷他們的新民主主義，是因為他們認為，右派要全面實現西方的普世價值，左派要搞階級專政，只有他們提出的新民主主義才是跨越左右的“最大公約數”。在思想譜系中，劉張及其新民主主義主張通常被稱為中左。目前有觀察家稱，劉源及張木生這些中左紅二代提出的新民主主義，有可能成為習近平改革的理論基礎。（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評論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未普评论：救黨，習劉不謀而合？(下)   2013-06-19

2011年1月20日，劉源將軍在江蘇鹽城。（Imaginechina）
中左紅二代劉源、張木生和習近平有個重要的不謀而合之處，就是堅持共產黨領導的不可挑戰性。劉源和張木生早在2011年提出重返新民主主義時，首先考慮的就是堅持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他們認為，這是一個不能討論的前提。獨立學者陳子明今年2月28日在他的博客中寫道：“2012年2月的座談會上，我和秦暉、孫立平、李偉東等人反復叮問張木生，是否最終能夠接受多黨制？張木生含糊其辭，不肯給予明確答復。”

張木生之所以含糊其辭，是因為他不可能說“Yes”，又不好當著自由派的面說“No”掃他們的興。事實上，這個被稱為太子黨理論喉舌的張木生，曾屢次申明，共產黨的領導是絕不可挑戰的，在這個前提下，其他所有問題都可以討論。現在我們知道，對習近平來說，共產黨的領導也是絕不可挑戰的，習在他主導的十八大和新南巡講話中，已經屢次申明了這一點。

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是劉源張木生的新民主主義的核心。劉張相信，只有新民主主義才能救黨救國。張木生在他的《改造我們的歷史文化觀》發布會上和後來記者的采訪中，曾多次聲稱，只有新民主主義才能救共產黨，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但是如果共產黨不恢復以工人、農民為主的代表來領導，就一點兒出路都沒有，一點兒合法性都沒有。這其間的道理，劉源和張木生應當在習近平登基前就向他灌輸了。

就像當年火得發燙的薄熙來急需重慶模式的理論基礎，而劉源和張木生向他提供了新民主主義一樣，今天的習近平急需救黨救國的理論自信，而劉張同樣提供了新民主主義。不同的是，這是容納了自由派思想的升級版的新民主主義。雖說“新民主主義2.0”增加了一些好的思想和好的建議，其兩大支柱卻並沒有絲毫改變。一個支柱就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另一個支柱是堅持工農聯盟。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是習近平執政不容置疑的底線。至於第二個支柱，習執政後幾次訪工問農，似乎在悄然顯示他的態度。

問題是，新民主主義能不能給習近平急需的救黨救國理論一種自信呢？

對新民主主義的可能前景，張木生很樂觀，他說他相信形勢比人強，“制衡會有的，憲政會有的，不同的派別在一個黨內也會有的，輿論的公開和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獨立，在一個黨內最後也是能解決的。”張木生還一再表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應當擴大言論自由，組織真正的工會、農會、商會，實行社會自治。

可是張木生說的這些好東西，似乎並不對習近平的心思。這些中左紅二代們可能也沒有料到，在短短的幾個月中，習近平會跨越中左的界限，在輿論緊縮和社會控制方面，急速向極左邁去。更奇怪的是，越向左轉，習近平似乎越顯出一種自信。難道習相信，只有極左才能救黨救國？或許站在習近平的位置上，習比劉源和張木生看得更清楚，任何制衡、憲政、言論自由、社會自治這些東西只要認真一點搞，每一樣都會要了共產黨的命。搞新民主主義，習肯定認同堅持共產黨的領導，順便兼顧給工農一點實惠，至於新民主主義中那些中左主張的好東西和自由派的新建議，那哪裡是救黨，分明是害黨，習當然不會采納。

於是，我們看到一種滑稽現像，習近平領導的共產黨用堅持共產黨領導的辦法來救黨。這是一個奇怪的救黨辦法。這好比是，拒絕任何施救辦法，相信讓一個瀕臨死亡的病人繼續活下去，他就不會死。實際上，只有植物人才能做到這點，雖死未死，未死已死。

這種狀況給中國政局帶來幾點現實的詭異。首先，明知中共面臨亡黨亡國的危險，可還要沿著造成這種狀況的老路走下去；其二，面對社會緊張、官民衝突、貧富對立，非但不采取緩解的辦法，反而用極端手段進一步增加社會緊張、官民衝突、貧富對立；其三，當局擔心革命爆發，卻在革命臨界點選擇走鋼絲，走一步算一步，過一天算一天。

這種“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治國思維，無疑給中國政治發展帶來嚴重的不確定性。任何時候，任何一個來自高層的重大決策失誤，或任何一件來自民間的突發事件，都可能成為這個社會激烈動蕩的始作俑者。（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評論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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