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只不外是普遍民間數據而已，這些數據其實應已可驚醒國家要改革才能“適者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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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崩溃》，作者：草庵居士，发表于2006年。
作者：沈怀旧 时间：2012-07-22 09:38:08六年过去了，这回狼是真的来了！…來自天涯：http://bbs.tianya.cn/post-develop-1045184-1.shtml
【转】你知道中国经济惊人的真相吗？ 来源： 陈怡然 Ryan的日志 此文太长了，我也没有仔细推敲，转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你知道中国经济惊人的真相吗？
做生意人讲究的是真相，我举个例子：当初老布什总统在跟侵略科威特的伊拉克打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啊，很多人都知道一定要打仗，美国一定要帮助科威特解放国土，但是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打，但是我知道。
●戰爭財
很多人奇怪我怎么知道的，是不是有内线？老布什总统也没有给我私下打电话，当时我还不认识他，他想打电话告诉我，也不知道我的电话号码。但是，我是一个读了点经济学，又读了点政治学的小商人，不小心就发现了个秘密．所以，我当时就凭这个发现赚了点钱，发了笔战争财。今天，我要将这个发财的秘密告诉大家。有钱大家赚嘛。
如果每次美国要跟海外发生战争的时候，我建议大家都去买一些军火公司或食品公司的股票，特别是某些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要特别注意研究。当时我就是从这些公司的财务报表中看到了美国的军事秘密，比如说是雷神公司就是很好的案例。看什么呢？看一看他们临时工作员工有没有增加，如果他们的临时员工增加了，而且购货支出增加了，现金流量加大了，浪费增加了。你就知道要打仗了。这家公司一定要发财，你们就要赶紧买股票，美国飞机，导弹都是以亿美元为计算单位的，一打仗就是十枚，甚至是几百枚导弹放出去，国防部就得下定单，公司生意就好，能不赚钱吗？
看到一些公司的在资金进程表之后呢，我可以知道军火什么时候能造出来，什么时候美军得到装备或补充，战争进行的规模是多大。因为美军都有战争储备，但战争储备是一回事情，补充军火又是一回事情，他增加的军事定单多了，战争规模就大，常规武器从生产到运输，再补充到军队，至少要四十五天，你查找一下美军国防部的武器储备资料，你很容易计算出什么时候美军会在跟伊拉克打仗。所以那时候呢，我就成为了军事预言专家。后来中共政府有人就特别找我问，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开仗？我告诉它为什么，他们很佩服我。
任何事情都需要了解真相，了解真正的内幕。战争如此，生意也是如此。否则你就不会赚到钱。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点的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国的经济的真相，所以你们赚不到钱，或者赚到钱后又丢掉了。我今天就告诉大家这个真相，来帮住你们做生意少损失金钱，能够多赚点钱。
●正题了。西方的制度
我现在开始讲正题了。西方的制度，所以大家不能够随便套用到中国，用我们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问题，如果用这种眼光看就会出问题。中国的改革有几个大步骤，传统上是以农业，工业，商业，金融各个行业的改革来区分，但我不是如此，我是以时间和他的政策实施来划分，大家要记住，这是独创。我对他们的划分是与众不同的，这就是我将他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9，能力释放型改革．第二阶段：1990――1997，减压卸责型改革．第三阶段：1997――2005，资本输血型改革
●经济从数据上看中国的改革
我们先从经济从数据上看中国的改革，这个图表资料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这是年份，这是每年的财政收入、这是财政赤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97年到2004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了三倍，但是财政赤字增长了六倍．问题出来了，什么问题？这就是财政赤字的增长率是财政收入增长率的两倍．如果在美国，这个情况我估计不会长久，也不会延续七年，别说是小布什，任何人我们都会赶他下台，但在中国，这个现象没有人注意，也没有人反对…
●联合国对世界医疗体系的两项排名
大家再看联合国对世界医疗体系的两项排名，第一个排名，中国是第144位，总共排名国家是192个国家，但是中国是排在144位，现在跟中国相当的印度是112位，这是一个医疗卫生体系的实际效果的排名．我们可以再看看医疗体系公平性排名，中国是共产主义，但他在世界医疗公平体系中排名被排在世界的188位，倒数第四名也就是说中国的医疗体系是最贫富分化的，穷人及富人之间得到照顾和治疗的情况是非常悬殊的，中国是世界上倒数第四名的地位，各位笑话印度？别提印度了，印度排名第43位，中国连非洲都不如．非洲落后的酋长都知道爱护自己的国民，知道让他们得到公平的卫生医疗．．
再让我们看看这个图表，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这些国家的状况，他们的政府财政总收入中的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开支的比例在这里可以很好的体现出来，中国是7.4%，美国人42%，英国49%，加拿大最好，是52%．所以，我建议大家都移民到加拿大去，穷人要去，富人退休后也要移民，多好的福利制度啊．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政府的收入当中，什么样的政府是好的，什么样的政府是不好的，中国将大家的税收和公共财富用到哪里去了．西方政府的公共开支占财政收入的比例是非常大，中国大陆非常小，
这个表格是中国政府官方公布的，一个人从小学到中学毕业整个的开销大概是4925元．你们觉得钱少？实际不止这个数．这可是中国大陆官方公布的，我也觉的不对头，但我不能编造资料，没有其他的资料之前，我只能用他的官方资料．．就是这个资料，等我讲完了，你还是会吃惊．中共官方声称，他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几乎跟美国一样．但是他官方公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出实际上中国政府给学生的整个费用成本才每个人5%，95%的教育经费是由家长从生活费当中中开销而不是政府负担。2001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农村小学生的人均公用经费一年是28元。农村学生人均公用教育经费每年低于20元的县大约有30%，公用经费一分钱没有的县大约有10%左右，有的学校长期享受优厚待遇。据报导长沙一所重点学校全年经费实际投入比一个县全部的教育经费还要多一倍．北京，上海，天津的一家市级重点中学的一年经费．相当于安徽省一个地区，七八个县的二十一年的教育经费．2004年，全国财政增收4640.63亿元，如果加上解决历史欠退而增加的1275.32亿元，财政增收达到5915.95亿元，增长27.2%。这一增收数额之高，是近年来所没有的，相当于1994年中国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新华社文章标题中居然出现了“巨额财政增收”的字眼。不能说国家没有钱了吧。可是在分配这些超收部分时，有多少是投入给教育的呢，给整个教、科、文、卫、四大项总共5%都不到,单独以教育计算，连2%都不到。所以中国义务教育的实质是没有实现的，相对经济增长而言，中国的教育经费实质上是每年递减的．各位吃惊了？不相信不要紧，去找些资料就相信了．
●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率及税收增长率
再让大家看中国大陆另一个更惊人的数字，这是1993年到2004年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率及税收增长率，中国大陆在1996年以前是经济增长要高于税收的增长，到了1997年到2004年是税收的增长高于经济的增长，他的增长率是多少，单看一年是经济增长9.5%，他税收增长25.7%，也就是说，百姓纳税的增长率是经济增长率的2-3倍，最高的时候大约是三倍半．如果在美国，经济增长5%，但我们的税收增加10%，你愿意吗？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拿枪把布什给杀掉了，我相信不用我号召大家都会去，没钱买枪的那就可能把这里的椅子拆了，拿着木棍冲上去，．别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他们的总统候选人谁敢讲增税？不减税我们都不选举他，他要是敢讲增加税收，他还活吗？连他老婆都要杀了他．但在中国，一讲增加税收大家都很高兴，似乎税收增加了，老百姓的生活就越来越好了．蠢不蠢啊？
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钱哪里来，他相当一部分是从百姓的利益，因为是税收增长2倍甚至3倍于经济增长，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了二十年，中国百姓生活没有明显的提高？因为政府帮你把钱化掉了，盖了漂亮的政府大楼，买了高级轿车了．虽然经济增长了，但你们百姓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东西给大家看，我想在座的可能都不希望自己做完了工作之后薪水还要降吧？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似乎没有人愿意干完了活，老板原来计划给你十元钱，结果你只要三元钱．而且你还高兴地说，为了公司的未来和发展，我们很高兴，很愿意老板用我们省下的钱去买部高级汽车给老板自己坐．我这么一讲，大家就笑，以为我把大家当傻瓜了．这可不是讲笑话，这事情是真的，在中国就是如此，你以为全中国的百姓是聪明人？我还是用中国公布的资料讲话．大家看看下一个图表．
●中美稅收差天地
中国大陆在1980年，全中国的工资总额占他生产总额，也就是他的GDP总额的29.1%，但是到2004年，也就是去年，中国大陆的全国工资收入已经降到11.8%，所以说，如果布什总统上台之后．税收给你增长二倍，然后让你的工资下降两倍，我相信你们大家可能都不会忍耐了，小布什也不会在白宫坐着了，他早就混身裹着纱布在医院躺着了，当什么总统啊，全美国百姓每人给他嘘一声，他都得是遍体鳞伤。我猜想美国的部长们要是每个人税收增加两倍，收入下降两倍，他们可能都会自杀的，为什么？老婆逼的啊．被吓的啊．一出门就要碰上双手持枪的老太太，你不自杀？还想当部长？但中国就不同了，元首和部长不仅不自杀，生活还很舒适．还要高薪养廉，口口声声说这是几千年来罕见的盛世，这是什么世道？怎么这么不要脸啊？这两个手段，一个增税一个是降薪，你想一想，中国百姓被掠夺了多少钱，吹嘘的建设成就哪里来的钱？顺便说一句，使用的资料全部来源于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别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研究推算出自己认为真实的资料，但我这个人数学不好，怕推算错了，另外也怕被人诬告造谣惑众，所以，都是使用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就喜欢用中国官方资料讲话，要不然，被作为内参送到锦涛同志，家宝同志的办公桌上时，这两位不相信，下次内参上就看不到文章了．各位可能不知道，我这人没有什么爱好，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国内朋友告诉我说：你的文章又被送到锦涛，家宝手上了，一般情况我会问：“情况如何？”，问多了，朋友就说：“你是不是就喜欢看锦涛和家宝他们皱眉头啊”。说实话，我就喜欢看他们两位皱眉头。你们想一想，国家这么大，情况这么糟糕，
说说美国，每个人的私自财产大概有118,340美元，负债有15,000元，但是在中国每个人的财产只有335美元，结果他的负债是11,862美元，在美国都能够把我们的债务都还清的话，我们只要工作个5个月，但在中国，非常遗憾．他要不吃不喝的工作2年。
我一演讲，时间总是不够，你想，中国改革开放了二十多年，我怎么能一个小时就讲完，怎么能这么短的时间就说完．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可能有些东西要略掉，我现在讲一点，中国大概有7万亿的居民储蓄，全中国的储蓄额是十一万亿，但居民储蓄只有七万亿．可是，居民储蓄总额的80%储蓄是被20%的人控制，结果剩下的十亿人口每人只有100块美金的储蓄．在座的各位听讲完之后就要出去吃饭，在纽约吃一顿饭，稍微好一点的就可能花掉一个中国人一生的储蓄，你要是见了一个漂亮女孩，邀请他吃顿浪漫的晚餐，好了，你把一个四口之家的中国人的一生储蓄都吃掉了．大家可以想像一下，确实非常可怕．
你们知道吗？在全中国，2003年纳入低保的人数已达2246万人，各级财政支出低保资金151亿元，人均每月56元人民币。其中中央财政仅支出92亿元。人均每月34元人民币。不用我说，各位想一想，人均每月34元人民币能维持生活吗？
中国大陆在中国的改革开放，1979年到2004年，他总共吸引了5300亿的美元，但是有一次，他们的商务部因为与中国税务总局互相之间打架，为是否合并国内税法与外资投资企业税法争论，透露了真实数据，商务部长说，以前公布的数据是国家统计局累计的资料，每年引进的外资计算在内，没有错，确实是进来了5300亿美元，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因为我们计算的累计资料没计算撤资的部分，目前真正拥有的只有2700亿美元，另一半早给跑掉了，实际上我们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外资．
●进来了外资2700亿美元，贪官偷走了3000亿美元
中国发展的很快，这是事实，有发展有进步，我们谁也不能掩盖，我们要讲实话．关于中国发展的资金，中国大陆和海外有种说法，中国经济成长很快，一个是储蓄一个是外资．其实这是一个谎言，他不是真实的，这些经济学家和理论家根本就是胡说八道，盲人摸象，无知又无畏，只是自己找不出真正的事实和理论，就胡乱编了个理由．事实上中国大陆公布的官方公布的数据，他从改革开放几年来，他流失的美元，就是被这些贪官贪污的份子偷掉的钱3000亿，也就是说远远的高于海外投资的钱．大家又吃惊了，别张着嘴，先把嘴合上，我告诉你们，这个资料也是官方公布的．是总理的政府报告中的资料，进来了外资2700亿美元，贪官偷走了3000亿美元，其中仅仅2004年，3000名外逃贪官偷逃资金就高达500亿美元．
因为中国是共有制，公有制的一个国家，
讲到这里问题就出来了，有个问题，这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建设发展了，他这钱是从那里来？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根本．我想跟大家重点讲一下．西方人理解中国的经济都有一个误区，这就是他按照西方的观点和理论来看待中国．事实上，中国与西方有相当大的不同．因为中国是共有制，公有制的一个国家，他的土地、矿产和国有资产都不在流通体系当中流通，是不能买卖的．没有买卖就没有货币价值．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在建政初期，他总共发现有8万亿人民币，但是实际上他现在经过了那么多年，将近50年、60年的发展，他现在只有货币流通21万亿，难道中国经济建设发展了几十年，财富才增加到了20万亿，按照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在这几十年里，中国平均经济增长率是7.8%，按照这个资料，目前中国的流通货币应该是150万亿．可是，目前人民币流通量确实只有21万亿，这个资料还是去年中国搞隐形通货膨胀，增发货币百分之二十造成的，否则只有十八万亿．奇怪吗？原因在哪里？有位学者曾在杂志上写文章质疑中国财政，他说，朱容基总理在当时执政的时候，中国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23,000亿人民币，但他当年却拿出了14,000亿人民币填补银行坏帐，这钱是哪里来的？难道中国政府官员都不拿薪水了吗？各位听了又吃惊了．这位质疑的一点都没有错，关键是他按照西方社会理论来质疑中国．在美国，哪一天小布什说，我们美国政府要把财政收入中的三分之二拿出来补充做社保基金．别看小布什是做好事，但他同样要下台．为什么？因为美国人会问：你明明之需要三分之一的钱就可以把政府维持住，你凭什么多收我另外三分之二的钱？不光如此，美国百姓还会追究前几任政府的官员，你把我的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但在中国，政府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却没有人质疑．连一个问一问，你的钱从哪里来的人都没有．
在美国，如果我把你家的房子，譬如说我把李博士的房子卖掉，然后我把钱拿走自己去花，我一定是就要进监狱，我是个罪犯啊．但是在中国情况就不同了，我不但不是罪犯，而且是个功臣，是改革开放的先驱，是创新，是全国百姓学习的模范．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中国李博士的房子他是公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他的房子，他不是他自己私有的，如果你现在的财产房子他在没有出售之前，极有可能是价值100万，但是在没有出售之前，他的私人储蓄只有1000元，所以他很穷他只有1000元，但是他这个房子如果拿到市场去卖可能卖个100万，他马上变成一个富翁．在中国这个房子是归于我――国家，所以他在以前是不存在流通，他不在货币行流通范围之内．但是如果将房子拿到国际市场去卖，他的价值就在美元流通体系中体现出来了．卖掉之后就装在自己的口袋里面去了，明白了吗？把李博士的房子卖给了西方社会，但钱不会给李博士，自己拿走了，或者给李博士一点补偿，这叫为了国家建设而进行的拆迁补偿费．拿剩余的这个钱去搞建设，去维持这个军队的开支，维持政府的开支．所以我们不能用西方的观点去看待中国，因为我们可能看到他们每个中国人都住房子，但是你要知道他的房子不是他自己的，政府随时可以收回，所以现在在中国大陆有将近8000万失去土地的农民，因为他的房子被拆掉被卖给外国人，他失去了土地没有了生活来源．出卖土地和矿山等原本不在人民币流通体系中表现的隐形资产才是中国发展真正的资金来源．就是将这些本属于全国百姓的资产悄悄地买到了国际社会，通过人民币汇率，外汇储备等手段来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否则你根本就解释不通，中国的去年的GDP是最高的，总共才1.2万亿美元，但他的外汇储备却增长了四千多亿美元，难道中国生产不要成本，中国对外贸易利润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中国百姓全部不吃不喝，中国建设不需要钱？原来实行的实物交换经济和公有制一下就转换到了西方货币制度时，大量的有价物质仍然因为制度和理论上的原因被忽视，中国的土地和矿山资源及国有企业的价值被忽视了。成为一个游离在中国货币体系之外的“无价物质”，尽管目前在出卖土地和矿山，但更多的土地和矿山仍是没有“价值的黄金”。讲句大家不相信的实话，但这个资料还是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去年中国外贸利润只有140亿美元．这次你知道了为什么中国这么热衷于吸引外资，出口产品到海外，明知道产品廉价但就是愿意，美国人要人民币升值，但中国政府死活不干．大家都奇怪，明明中国经济发展了，人民币一升值，买国外的产品就便宜了，石油也便宜了．好事还不做？傻子吗？就愿意人民币贬值？奇怪归奇怪，老美也奇怪，我就认识很多金融界的老美，他们一直不理解中国的做法．你们看看，这里面的学问有多大，今天我无偿告诉各位．中国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不是居民储蓄，也不是外资投入，是把国民的资源给卖掉了．悄悄地卖掉了，卖了你的财产，你还很高兴地帮他数钱，感谢他，带来了几千年才出现的盛世．我们的生活比蜜甜．卖家产维持生活，这不是败家子吗？但这个败家子还觉得自己很英明，百姓也觉得现在生活比以前好，我说你们把家产卖没了，中国经济就会崩溃了，各位还不相信，一致对我说，我们现在生活多好，家大业大，一时卖不完，再说，你说崩溃都有十年了，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崩溃？
中国的家产卖不完吗？永远不会崩溃吗？大家明白了这点，或许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大量的资金外流，但中国经济仍然在高速增长。因为中共政府拥有巨大的“额外”资源来维持其政府统治，挽救坏帐累累的金融系统和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业。因为，中国在出售的土地和矿山并不在中国的货币流通体系之中，中国只是让他在海外的美元货币流通体系中让这些“黄金”体现了价值。而中国货币流通体系上的巨大差异，又使得贪官们每年流失的500亿美元在总体上并不能从整体上影响中国的经济。而经济没垮台的原因就是中国实际上有100万亿的隐形财富，每年损失5万亿人民币也不过是一小部分的损失，并不能冲击另外的100万亿隐形财富。但这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公共财富并不是政府拥有的，至少在名义上是属于全体中国百姓的。
要说明这个事情，还是举个例子好，否则我一讲都是万亿，大家没有概念．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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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只不外是普遍民間數據而已，這些數據其實應已可驚醒國家要改革才能“適者生存”。
李志宁 ：中国经济的真相(转载) (2005年5月07日)
GDP中的1/3供养占人口总数1 ％的富人吃喝玩乐、狂嫖滥赌
作者说：“依我看，没有腐败、或腐败气味不太多的钱款，在GDP中占1/4 左右，但养活了99％的民众；而腐败之款，在GDP中约占1/3左右，它则供养占人口总数约1 ％的富人无忧无虑地吃喝玩乐、狂嫖滥赌。”作者根据各种数据详细分析得到的估计，非常惊人。
说到中国的经济，主流经济学界和电视报刊给广大人群的印象是：经济发展的速度极快，以前叫“腾飞”，现在则是8 ％；中国人民的生活已经达到了“小康”；中国的GDP 、外贸总额什么的也已创造了巨大规模等等。还有的报刊渲染说，我国13年来的经济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为二百年来所未有！听这说法，令人摸不透200 年前的中国究竟出了什么神奇。现在，当世界不少国家的经济发展发生“减速”、有的国家还发生了“经济衰退”的时候，只有我们中国的经济“风景这边独好”，仍在“健康、稳定、持续”地高速发展着，并且可以一直持续到本世纪中叶，直到超过当今世界经济的龙头“老大”——美国！
但是，话说得太妙，往往反而会令人生疑。我国历史上有个特点，凡是真的 “形势大好”时，例如1963-1965 年的经济调整时期，报刊上倒也并不怎么凑热闹式地跟着大声叫好。而到了 1960年经济空前困难的时候，主要报刊上却整日价“形势大好”、“形势极好”、“形势一派大好”的标语口号式宣讲满天飞；到了1967年7-9 月份，全国武斗、天下大乱，这时候却反倒说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可见，形势到底如何，还不能光看怎么说的。
况且，目前中国经济在“宏观”上的不少统计材料，令人感到并不能放心。例如，人们说中国经济正在“健康”发展，但怎么诊断出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真的健康？我想，第一条诊断标准不应当是“发展速度”，而应当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就像一个孩子那样，抽条太快，长成了豆芽菜，体内失去了匀称和均衡，未必就是健康。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供求平衡”的状况，到底怎么样呢？
着名经济学家们在电视里讲：我国一个是投资增长，一个是外贸增长，有了这两件宝物，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平稳的，供求也就是平衡的。但这种说法并不合乎逻辑，单有投资增长和外贸增长，并不能保证经济达到“供求总平衡”。而且事实也恰恰相反，数据显示：中国的“总供给”已经大大超过了“总需求”，出现了非常的不平衡。今年，不仅没有一种商品供给不足，而且商品种类中 86％均供过于求，而且国内的“库存积压商品总值”已经高达4 万亿元之巨！这个数字在1996年约为1.33万亿元，经过5 年，于去年达到3 万亿元库存。而现今仅只1 年，就飞速胀大到了4 万亿元，它与GDP 的比例约为41％。这是个令人恐怖的比例，但在我国似乎没有人因此恐怖，大家仍然兴高采烈，高唱赞歌或者大扭秧歌。但要知道，在西方国家，这个比率通常不会超过1 ％！
再看看商品房，据统计，1999年的前5 个月，我国住宅投资额、商品房竣工面积均比头年同期增长3 成多，而商品房销出的面积，仅比头年同期增长13.65％，也就是说，我国商品房的空置率很高。因1995-1997 年叁年的商品房可供量为44018万平方米，因此计算出当时的商品房空置率为16％，当时有专家说，这种比率是一个“危险期”。但中国人对什么“危险”历来是满不在乎的。果然，3年过去了，大家相安无事，时至2002年7月底，据报道，全国商品房的空置面积仍在大增，已经高达1.2 亿平方米，比起3年前增加了3000多万平方米，全国商品房空置率居然已高跳为26％，这个数据是美国的4 倍、是香港的8 倍、是国际警戒线的2.5倍。但直到今天，仍然是全国遍地大兴土木，拼命地盖着华贵大厦，商品房价格也居高不下，有谁真的拿“危险期”当回事了吗？
由于发生了这样严重的“供需失衡”，在我看来，纵使金融业没有腐败的问题，仅只由于我国消费品及商品房的高度积压，国家的金融都会自然而然地发生难以避免的高“呆账”率。因为商品积压么，因此全社会资金就必然陷入周转不灵。何况，目前在中国腐败已经浸润了各行各业、正在深入骨髓。中国的“坏账率”到底有多高？始终没看到清楚的材料。人们的猜测在20-60 ％之间。2002年2 月间央行行长表示，2005年底一定要将我国不良贷款率降到15％。这个15％其实也是个超高指标，但还要使用3 年的时间，并使足一把劲儿来争取，可见目前我国呆账率之严重。而获悉，西方国家的银行不良贷款率，居然通常也仅有1 ％！
可见，中国经济的“库存承受力”和“呆账承受力”，的确是异乎寻常！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真是了不起。若是西方国家，41％的库存率，26％的商品房空置率，30％的银行坏账率，它们早就完蛋了。
以上数据表明：中国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不是大了一点，而是实在太大了。
那么，令人不解的事情来了，我国的经济再继续高速发展下去，已经过大的“总供给”不就更加大了吗？在目前“积极的财政政策”下，国家甚至大量举债，进行投资，用以弥补来自民间的气力不足的“总需求”。但无论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或是投资电力、输气、乙烯项目之类，还是制造业，总之，钱花了，虽然医得眼前疮，但不可避免的进一步的结果只能是：“总供给”在以后只会越来越巨大。
这样，投资越多，生产得越多，然后“总供给”进一步与时俱进地膨大，“总需求”只能相对的愈益不足，商品就更是卖不出去，日后的工商业必定就会更加艰难……。从而，形成人们常说的“恶性循环”。
显然，若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只能扩大总需求，让总供给有个去处，方能盘活企业资金、使企业能进一步生产而不出现银行呆账，因而改善资金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因此，为了“扩大总需求”，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呼吁“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显然是个很正确的看法。因为中国的“出口总额”在国内的GDP 中，只占20％，这虽然比美国的7 ％的比率大不少，但与欧盟诸国相比也并不算大。反正，因此可以看出：尽管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我国的出口总额还是增长不少，但毕竟“外需”在我国只占一小部分。而GDP 中80％还是须由“内需”来消化。
那么，我国的“内需”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先看广大群众的消费力吧。照理说，这个消费力应当主要来自全国“工资总额”，所以，不妨先看看中国的“工资总额”的情况。
全国工资总额，应当是我国清白的“合法收入”的一个大头。它到底有多少呢？1999年的全国“工资总额”仅有0.987545万亿元；2000年也只有 1.065919万亿元！2001年的材料，不知为何，我在网上至今没有查到。据我估计，就是到了2002年，全年工资总额也就在1.2 万亿元左右，不会高到哪儿去，因为今年国家职工没有涨工资。而2001年国家财政给全国4500万人涨工资，也就是拿出了700多亿元。若是这700 多亿元都流进了消费品领域，要消化掉3-4 万亿元库存，也正合了一句成语，叫“杯水车薪”吧。
关于“工资总额”，根据200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我曾把“工资比重”的情况计算如下：（数据略去）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以上数据均为“当年价格”，因此不是“可比价格”，所以不表明增降“指数”；“工资总额合计”是指国有、集体和其他所有经济单位的职工工资总额合计。它包括的范围是：
（1 ）计时工资
（2 ）基础工资
（3 ）职务工资
（4 ）计件工资与计件超额工资
（5 ）各种奖金
（6 ）各种津贴
（7 ）加班工资
（8 ）其他工资。
在《中国统计年鉴》里，“国有经济单位”，除了各种经济行业以外，还包括：
（1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2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
（3 ）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
（4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5 ）社会服务业。
从这份表上，人们不难看出：我国的“工资总额”在GDP 中的比重是很低的。而且这个比重，在改革以来的绝大多数年份里是负增长。正因为我国“工资总额”的比重如此之低，所以，腐败这匹“野马”在中国才有了广阔的钱财世界可以纵横驰骋。
在这样一个很低的“工资总额”之下，1995全国的工薪收入者平均月工资不到460 元；而直到 2001 年，也就只有780 元左右。甚至在生活费用颇高的北京，据宣布，人均月工资收入大约也就1000元左右。当然，这里都是“当年价格”，不是“可比价格”。
我们还可以吃惊地发现：1998年的数据是，美国的平均工资是中国的47.8倍，日本则是中国的29.9倍，而韩国是中国的12.9倍。而数据还表明：韩国在1962-982年20年间的经济发展奇迹中，平均年增长率也不过就是8.3 ％。而据我国公布的统计，我用几何平均法计算了一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1999 年的22年间，平均增长率高达9.6 ％，比当年韩国“起飞”的速度要高。韩国60年代初的“人均国民收入”也不过90多美元，它的平均工资怎么会比我们高上10几倍呢？我们的钱都到哪去了？
我国的工薪收入者以外，绝大多数城市居民也并不是“高收入”。公开的统计材料就能说明这一点。例如，2001年被认为是我国城市家庭收入“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的1 年。据宣布，全国的城市居民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为6860元，按可比价格比2000年增长了8.5 ％，若城市家庭平均3.58口人，那么每月可支配收入是6860元÷12＝571.67元，老天爷爷，人均竟只有区区 159.68 元！
所谓“可支配收入”，在统计上的“定义”是指：“被调查的城镇居民家庭在支付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及其他经常性转移支出后所余下的实际收入。”但是我发现，尽管都是国家公布的数据，但“可支配收入”和“全国工资总额”两项数据是对接不上的。
据网上报道，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称，2002年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52元，同比增长7.5 ％，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6.9 ％。这个数据使我感到奇怪，如果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1 年起码可以达到人均7008元，那么3.6-3.8 亿城市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总计就将为2.5-2.7 万亿元。实际上，全国的工资总额只可能有1.1-1.2 万亿元。所以，我疑心这里是否错将“户均”说成了“人均”，但再一算，仍然不对，如果按“户均”计算，那可支配收入总额将只有6900-7500 亿元，又太少了。总之，牛头有点对不上马嘴。我想，如果是随机取样的抽样调查，为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7000元，那么城市人口收入在总量上就超出了“工资总额”约1 倍半。难道我国城市的普通居民的“灰色收入”有1.5 万亿元吗？只能用一句南方话说：天晓得！
这里可能还不包括富豪们的“黑色收入”。
我们再来估计一下老实巴交的中国劳动农民主体的收入。
据网上报道，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说2002年一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594 元，比头年增长1 ％，考虑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 ％。但在我看来，这个数字是否有点过大？照此计算，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全年就将近2400元，中国农村约有10亿多人口，那么全体农民的全年收入将超过2. 4万亿元，占了GDP 的1/4 。这有可能吗？
但是，仅据上面国家统计局的算法，农民的人均收入也只及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1/3 。而从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的比例来看，90年代以后，农民储蓄的比例逐年下降，约每5 年下降5 个百分点，据悉1999年只占23.7％。因此1999年10亿农民储蓄的总量约1.4万亿元，人均存款只有 1400 多块钱。但即使这么点钱，我也很怀疑到底是否真有。近两年到底还会增加多少？银行部门和统计局应当能算出来，只是没有公布。从这些数据看来，我认为，全国劳动农民不大可能1 年花掉2.4 万亿元。据统计，在农村，年收入在“平均收入”之上的人仅占20％左右，近80％的农民收入低于“平均水平”，他们的生活肯定比较困难。
因此，全国劳动农民的消费力，可能比城市的消费总量还要略差些。
让我们再从宏观上看看“居民储蓄”吧。
自从改革以来，直到1999年时，除了1995年以外，从来没有“居民储蓄增加额”超过了“工资总额”的时候。但即使这样，也显得事情有些不对头，因为 “储蓄增加额”相当高，几乎可以约等于“工资总额”的80-90 ％。1995年，“居民储蓄增加额”居然比该年的“工资总额”还多出44亿元。这已经是很奇特了，但更奇特的事情还在后面。
当我知道了今年5 月末居民储蓄“突破8 万亿元”的消息时，又看到“定期储蓄”从2001年末的26.3％猛涨至2002年5 月的56.1％。我就感到，这是全社会腐败加速的明确信号。我写了文章，企图说明这个问题。我国从2001年9 月至2002年5 月，仅只3 个季度，居民储蓄就提高了1 万亿元，从7 万亿元达到8 万亿元。这就是说，若是4 个季度的时间，居民储蓄将达到1.25万亿元的增长。我认为，1.25万亿元这个数字非同小可，因为我们不是西方国家，我国的“工资总额”在GDP 中比例甚小，只有11-12％，近90％的钱不明去向。如前所述，1999年的全国“工资总额”仅有0.98万亿元；2000年也只有1.06万亿元！ 2001年的材料至今尚不清楚。但清楚的是：目前巨额“新增储蓄额”将会大大超出“工资总额”！1995年不过超出了44亿元。今年可好！起码将会超过 1000亿元了。
但后来的事实，又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据报刊兴奋宣布的消息，国内居民储蓄总额至9 月末已经高达8.45万亿元！这就是说，从去年 9月末的7 万亿元到今年9 月末，1 年之间，居民储蓄总额居然狂涨了1.45万亿元！比我原来预计的还要高出2000亿元，我看，“新增居民储蓄”将超出“工资总额”高达3000亿元了！这原因不说自明，就因为巨量“来源不明”的钱拥入了“居民储蓄”，才会造成这种景象，所以，腐败在加速，而且在急剧加速…… 特别是2002年，中国富人追求腐败的厉害度，实在是非同一般。
这里有两个问题很清楚：
（1 ）工资总额是劳动者们的活命之水，不可能都进入居民储蓄。按照目前经济学家们夸张的计算，就算恩格尔系数已达到50％左右，中国已取得了伟大成就，那也表明，中国工薪老百姓起码还需要5000亿元用于吃饭，农民的吃饭问题也还需要一个大数目。由于目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巨大，我们先说城市，即3.6亿城市人口每人平均每月吃饭要用掉109-115 元钱，从日常生活经验看，似乎差不多。另外，每人每月还要约用120 元钱用来买衣服鞋帽、市内交通、孩子上学、老人生病、房租（或购房）、买日用品等。够不够？这样一来，似乎把那些没有“腐败”气味的“工资总额”就用得差不多了。
城镇普通居民1 年里到底能存款多少？普通农民1 年里到底能存款多少？以我以前的估计，全国老百姓每年增加长期存款（无论活期定期）能有个2000亿元（城乡各1000亿元）、即总收入的1/10也就不错了。但我们目前1 年增加的储蓄总额竟高达14500 亿元，比我想象的多出14 -15倍来。这就是说，现今银行中90％以上的新增储蓄额，特别是定期储蓄，并非来自工薪一族，起码不是来自该族的工资收入部分。
（2 ）既然新增居民储蓄的主要部分不是来自“工资总额”，那么，目前这凭空掉下来的1.3 万亿元以上的新增储蓄，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只有1 个，腐败。
在我看来，腐败的金钱有几个流向：一是流向国外，一是流向豪华的洋房、汽车、还有出国旅游、吃喝嫖赌等，再就是大量进入了“居民储蓄”。为什么呢？让我们来分别看看。
中国大量的腐败黑钱正涌流向国外，美国、澳洲、东南亚无所不有。据报刊材料，我国1997 -1999年以“携款潜逃”为标志的资本外逃为520-530 亿美元，那么，2000-2002 年被腐败分子“席卷而去”的钱又有多少呢？假设按照“居民储蓄”的那种增长速度，起码应当达到600- 800亿美元了，也就是6000亿左右的人民币。当2001年普通人民的人均月收入仅只有780 元时，可以气死全国人民的是，数千个或万余腐败分子竟然能把几千亿元搞到国外去！这里边是否也有国家机关或人员的失职问题？我们没有见到任何人因此“引咎辞职”，而只见人们不断地在易地做官，歌功颂德。
我看，中国黑钱大量外逃的规模，应当引起国人的重视了。
所以，居民储蓄的狂涨，并不表明“整个人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为什么居民储蓄既不向消费分流，又不向投资转化，少数人收入的腐败性就是深层次上的原因。对此，经济学家们通常是不加考虑的，或者他们不屑于讲这些事情。到底为什么？有人说，可能因为有的经济学家自己就是百万富翁、甚至是亿万富翁的缘故。
既然每年有一万几千亿元的钱进入居民储蓄、而且又来路不明，是不是应当查一查呢？检查来路不明的钱是否国家的职责？我看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那些大户的钱。否则，国家的各种银行岂不是成了“洗钱”的大块肥皂了。如果实在不愿意查，那就会令人疑窦丛生。人们过去指责瑞士的银行制度包庇坏人，为其洗钱，但若是国内的银行也可以允许居民存起大笔的钱而不问其来源，那中国的银行岂不变成世界最大的“洗钱”场所了？那么，国内的贪官也就变成名副其实的“制度的产物”了。
在国内，由于各商业银行从来不问存户巨款的来源，不需要任何鉴定或监管，而且曾经长期有“中国特色”地不采取储蓄实名制，所以，20年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理想的洗钱场所。经济学者们也很配合，他们将存钱称为“隐私”，似乎谁要过问，就会破坏市场经济！谁就是“红眼病”！那就成了不得了的罪过，似乎比洗钱的“罪”还要大。所以，不管那些人是从如“北京西客站”这样大大小小的建设工程中、九江防洪堤那样一些“豆腐渣”工程中、还是挪用私分叁峡移民款，还是从各式各样的行贿受贿大量弄到黑钱，他们就都会毫无顾忌地将钱存到银行，以后再用来投资、买房、购车、嫖赌……。因此，在中国，黑钱、白钱和黄钱，都一概自由地流来流去，好像一切都顺理成章。这种对“暴富者”的娇纵，如此大量地泛滥，在西方法制国家是根本不能想象的。
让我们再从宏观上大致估计一下中国的“腐败量”。
腐败，简言之，就是“非法收入”。那么。首先来看中国的“合法收入”究竟有多少。按我的理解，中国的“合法收入”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种：
1 、工资总额；
2 、农民的农牧渔副等业的劳动收入；
3 、自由职业者的合法经营收入；
4 、私营业主的那部分合法的所谓“红利”；
5 、稿费、专利费等“知识产权”收入；
6 、少量灰色收入，如少量合理的“劳务费”；
7 、居民正当收入的存款利息。
除上述各项“收入”以外的各种“收入”，是否都是“腐败”，还可以探讨。但可以确定为“腐败”的是：
1 、贪污、行贿受贿、公款私分、权钱交易的“回扣”“好处费”等形式得来的钱款；
2 、刑事犯罪，如抢劫盗窃、高技术犯罪、各种诈骗等得来的钱款；
3 、妓女所获得的钱款；
4 、非法摊派、非法集资；
5 、大部分“灰色收入”；
6 、用于权势者享受、大吃大喝、公费旅游、公费出国游乐的公款，也是腐败之一部分。
分析的困难是，我们很难得到上述各种“收入”的确切数据，所以，对全社会“腐败量”的计算，就会有很多困难。例如全国官员贪污收入的“总量”到底有多少？就很难计算出来，国家统计局也没有公布过类似统计。而上述第6 项的钱款，在“官员腐败”的现象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还不能计入“贪污总量”。所以，腐败，除了可以并应当“量化”为有权者们的“贪污总计”，给人们一个数量概念，还表现为一种社会丑恶行为不断扩张的趋势。例如单位用公款给“领导人”买昂贵的商品房、或高级的专用设备，也不是廉洁，而是一种腐败。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即“有权者”并不一定就是单位领导人，掌握这各种权利的人，即使是医院收款员，手持罚款本的警察，都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为自己谋利。这已经是非常可悲的一种深入民族骨髓的腐败。
所以，“爱国”可以，但千万不要爱屋及乌，不要同时也爱上我们国家的腐败。
要估摸国内腐败的“总量”，首先可以看看“不腐败”的那部分共有多少。除“工资总额”和劳动农民的农牧副渔业收入这两个大头外，其他的很难查到国家的有关统计数据。例如文字工作者的“稿费总量”究竟有多少？但大概不会很多。自由职业者的收入总量是否有统计？也很难说。税后的“存款利息”本来应是合法收入，但若是 “款”本身就是贪污所得，那么“存款利息”也就很难被认为全都是清白的。何况多次降息后，这部分钱的总量也不会太大，我估计每年也就在1000亿元上下。至于私企业主的“红利”，就和存款利息一样，也不能一概而论地称其为“合法收入”，若是该业主在“原始积累”时就是靠“黑钱”或贿赂起家，那么其“红利” 也是不合法的。在中国，肯定有大量私企业主与腐败官员的权势勾结的现象，应予查处。至于腐败私企的“量”有多少，像我这样的普通研究人员更是无法查清的，必须由“有关部门”来查处。有人在报上曾开玩笑说，“有关部门”就是除了在文件中再难找到的单位。但是，若要真的查清并击倒腐败，还必须让“有关单位”浮出水面，而且须在制度上使“有关单位”充满廉洁官员，才有可能最后获得成功。
我国以“工资总额”和劳动农民的劳动收入为主体的、全没有腐败味道的正当合法收入，我估计，现今1 年里其总量应当在2.2-2.3 万亿元上下。农村人口虽然约为城市人口的3 倍，但是正当的、没有腐败气味的农民收入，也应大致在每年1 万亿元上下。剩下的，是否全是“腐败”？还可以研究探讨。但依我看，城市里带有点腐败味道的居民收入应在每年1.2-1.3 万亿元左右。也就是说，有腐败气味的“城乡居民收入”总量当也在2.2 万亿元左右，另外用于腐败“支出”的公款，还有一个广大的数目。依我看，没有腐败、或腐败气味不太多的钱款，在 G DP 中占1/4 左右，但养活了99％的民众；而腐败之款，在GDP 中约占1/3左右，它则供养着占人口总数约1 ％的富人无忧无虑地吃喝玩乐、狂嫖滥赌。
这种估算是否合理？还有另一个佐证。据公布，我国200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达到了3. 76 万亿元。若是工资总额1.1-1.2万亿元，农民的劳动收入1万亿元，两项相加为2.2 万亿元，就是说90％以上的人们的清白收入，可以占到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可不是GDP!) 的近60％。假若全国自由职业者的合法收入和消费还有10％的话，也就是说，起码有30％规模的消费品零售总额为“不清白”或“不怎么清白”的收入买掉了的。该数量可以估为1.1-1.2万亿元。此外，全国富翁婆们购买高级住宅和高档汽车应当还有一个大的款数，若人均花100 万元，就是13- 15万亿元，但它们不是1 年之内就花掉的，可以暂不考虑。很明显，上述1 年间的全国腐败收入，若是再加上“居民储蓄”中“非工资劳动收入”的那个部分，也正巧是在2.2-2.4 万亿元规模。
这种估算是否准确，并不重要。但是否有理，却很要紧。我国在宏观经济上出现了这么多令人惶惑不解的地方，出现了腐败的某种大趋势，实在使得广大人民很难放心。
在中国，80年代的“腐败”现象曾经引起人民普遍不满，但90年代后又大进了一步，我认为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贿赂公行”。行贿受贿都上了一个台阶，深入到了各行各业和各个角落，大大小小的权都和钱联系了起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为自己能多获得钱、多多享受而奋斗，并已经毫无顾忌。这令人想起了一千叁百多年前的往事，贞观叁年，也就是公元 629年，李世民曾指责他父亲时代的第一高位的权臣裴寂：“武德之际，货赂公行，纪纲紊乱，皆公之由也。”可见李渊做皇帝的“武德”年间，也有流行“贿赂公行”的劣迹。李渊不懂得治国的真谛。而由于李世民厉精图治，虚心求谏，议定法律，任用廉吏，竟然在短短几年里，就使得隋末大乱的形势变为“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的安定的社会生活画面。可惜的是，在中国两千余年的黑沉沉的皇权制度下，这个仅有23年的“贞观之治”只是闪现出一线光明，中国历史上再没有一个时代能达到“贞观”的水平。由此可见，皇权政治的效率实在太低了。
我想，一个公然腐败的社会，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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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中国经济的真相—2006最好的经济分析文章(转载)
楼主：wwwwm 时间：2007-03-19 22:29:00
告诉你中国经济的真相
——2006最好的经济分析文章
一般理解中，竞争是比谁更优异的竞优过程。但这种理解遗漏了重要的例外，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它不仅不能使竞争参与者变得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势。
全球化时代，国家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另一种相反，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工资，放任自然环境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即打到底线的竞争。
顾名思义，在竞次游戏中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
打到底线的竞争，正是90年代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的最佳隐喻。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一直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日比，中国劳动力成本相当于它们的4%。对这样悬殊的劳动力价格差距，人们一般将其当做与发达国家的某种天然差距坦然接受，有些ZF官员还为此庆幸，似乎中国也终于有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在中国，在体制内人员工资出现刚性增长同时，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在表现出罕见的粘性)。
日本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50年到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78-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劳动力价格甚至比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低10%(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比中国晚了10多年)。更让人费解的是，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工资竟10年没涨。这不但对中国独步全球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确证了中国工资增长的不自然性。
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蔓延到所谓知识阶层。这几年中国经济过热的同时，大学毕业生工资出现了明显下降，05年初，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被打到每月500-600元的超低水平。一位在人才市场焦急寻找工作的河南财经大学毕业生表示：这让人怎么活？
按这种劳动力价格趋势，再过一个3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恐怕只会越来越大。中国世纪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所留下的历史笑柄。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降低)现象简单归咎于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禀赋是非常容易的，然而疑问在于，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同样的疑问还有，如果由数量惊人的农民直接转换来的农民工确实存在过剩的话，难道在中国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学生也存在无限供给吗？
很显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只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的肤浅说辞，是有人故意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用。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当关键。
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众口一词的简单市场过程。现在已经很清楚，在中国经济全速增长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毫无保留的惨败。所以，在21世纪最初几年中，当有人突然发现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这个秘密，并将这个秘密当做中国某种天然禀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钦佩他们不求甚解、倒果为因的本领了。将一种政治过程的冷酷后果(劳动力价格)当作为可资炫耀的比较优势欣然接受，当然早已不只是一种学术上的无能。
应当坦率承认，有人已在公众意识中成功塑造了一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实际情况是，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较价格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储备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难怪有西方评论家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
显然，他并不是惊奇中国的竞争力，而是惊奇我们竟能如此轻易地逾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
对这个结论，只要看看工厂中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工伤死亡率、远远超过正常水平的工作时间，就丝毫不会怀疑了。或许，正是凭借这种野蛮的力量，我们才让老牌资本主义对手不寒而栗。然而，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不可能与文明的力量做长久的赛跑。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一个国家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它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国虽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比韩国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1/25的微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这个优势随时可能被其他因素所抵消。
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国采取的竞次姿态是全方位的，这在FDI上也表现得同样突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已吸收的FDI达到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50年间日本吸收FDI的10倍。与此同时，中国自02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军。有人宣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FDI一个巨大的磁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时间中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美国，的确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将此看成中国势如破竹的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明证而甘之如饴的。但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样，中国傲视全球的FDI 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除了低工资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各地方ZF以竞次方式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ZF税收的甩卖。
了解了中国FDI的真实内容，就不会对下面事实感到惊讶了：在中国所有城市中，FDI雄踞首位、GDP 排名全国第四的苏州市，在多项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标上竟落后于远处内陆的成都市。中国FDI在增进本国人民福利水平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更加重要的是，FDI在未来影响本国居民收入的负效应可能还远远没显示出来。因为土地、自然资源可能在未来产生的现金流收益都在通过GDP在源源不断地外流。把财富带走，把GDP留给中国，这就是竞次逻辑下FDI的另外一面。学者曾对FDI的效果做出过某种宏观估计，如果假定FDI的投资收益为10%，主要由FDI形成的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为，那么中间这7个百分点的投资收益率差距，将意味着资本效率的重大损失。
中国与日本一样，是储蓄率奇高，资本相当丰富的国家，但中国在改革开放26年中吸收的FDI不仅相当于日本战后50年的10倍，而且还在年度数字上超过储蓄率低得可怜的美国，这实在是个相当让人诧异的事实。这除了证明中国存在惊人的资本浪费，证明的另一个事实是：中国节节升高的FDI是个政治选择，是个非理性的体制做出的非理性的经济选择(虽然它对官僚体系的利益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
可笑的是，这种政治选择仅仅制造出了一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FDI数据，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既然是体制的选择，只要这个体制不变，这种竞次战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难回头。学者在研究了一些地方ZF05年的经济计划后发现，引进外资被普遍提升到经济发展生命线的高度。在改革时期，向中央ZF争取项目投资，一直是地方ZF官员发展经济首要的议事日程，90年代中期后，FDI为这种传统思路开辟了另外一条捷径。如果说前一条路导致巨大的投资浪费的话，那么后者则是洞开了财富的输出之门。
我们不能怪国际资本太狡猾/太贪婪，只能怪自己太愚蠢。这个体制的独特优势仅在于，它可以未经国民允许就慷慨牺牲国民的福利。而资本总是流向那些劳动力价格最低廉、ZF保证剥削力度最高的地方(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剥削)。毫无疑问，闻利起早的国际资本非常欢迎这种体制，他们乐于用最廉价的赞扬满足我们炽烈的虚荣心。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竞次手段，远不止于人为压低的工资价格，也远不止于土地收益、财政收益的赠送。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开发，对本国市场的让渡，对本土经济的歧视等等，都是这种竞次方式的体现。有太多的证据表明，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国的环境破坏、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都已达到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这，正是世界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
在这个星球上，人们可能只见过赖账不还的发展中国家，却很少见到像中国这样奢侈大方的穷国。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以赔本赚吆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今天，中国以同样方式无私地补贴着国际资本。这真是绝妙的历史雷同。在这种历史雷同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某种核心体制和文化的历史延续---一种一贯歧视、压抑本土自主民间力量的体制和一种ZF中心主义的战略文化。
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企业所具有的竞争力上，作为一种游离于ZF之外的力量，企业比ZF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巨头在全球化中越来越显赫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90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ZF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ZF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ZF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ZF体制的延伸是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ZF，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和塑造某种名不副实的指标形象，中国以ZF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ZF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的FDI，以压低人力工资和财政补贴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ZF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ZF中心主义战略的结果。毋庸置疑，所有这些的确都为中国创造一个完美国际形象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本土企业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
如果仅仅是国家好像具有了某种竞争力，而企业变得衰弱，人民变得贫困，那么这种所谓国家竞争力就只能是昙花一现的假相。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而伴随着中国高速增长，人却变得越来越贱，越来越廉价，这种事实显然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扭曲。或许，在全球化时代，对于一个经济人似的国家官僚体系来说，要想获得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它所必须做的。
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国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只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反而利用各种手段抑制本土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本土市场给予的宝贵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中却没有成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苏州，这个与全球化融合得最为彻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四家曾在80年代中国市场上非常知名的本土家电企业(被称为四小名旦)，如今已悉数销声匿迹，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家如今在靠门面房出租苦苦度日。
中国商务部0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没有达到，跨国公司在中国已显露垄断苗头。但中国商务部显然不会承认，跨国公司能够长驱直入是中国官僚体系蓄意削弱本土民间企业竞争力的结果。全球化的力量不过是主动利用了中国体制的天然缺陷罢了。或者说，这是全球化力量利用各国的体制禀赋(而非自然禀赋)主动进行的一次全球配置。显然，跨国资本全球化配置在中国的试验是一次成功的经典之作。很难想象，在全球化的激烈角逐中，由不满的劳工+低技术为主要构成要素的中国企业能具备什么真正的竞争力。以这样原始的竞争力，中国恐怕只有能力向非洲出口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竞争力的匮乏已经充分地表现在中国的贸易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总额迅速攀升，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到 03年，中国的进出口额已经跃升为世界第四，世界第三。但伴随着贸易总额超高速增长的奇怪现象是：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而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典型症状。有统计表明，02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90年上升了3%，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大幅下降了18.4%。
仅此一项，日本每年从对华贸易中节省将近200亿美元。与此形成对比的一个景象是，在中国华南的一家出口工厂中，电扇、榨汁机、烤面包机的平均批发价格从10年前的7美元下降到03年的4美元。该厂的一位负责人感叹到，只有最廉价者才能生存下来。
中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表面上看，仅仅是中国从不断增长的贸易中获得了越来越少的利益，深层表现的则是一个相当符合逻辑却令人不安的现实：中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而是在不断下降。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轨的深度卷入，在中国塑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格局。
一方面，跨国资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响力占据中国少数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消费能力。富人和中产阶级是中国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而跨国资本的产品中所包含的某种文化内容，是最能够满足他们的品牌追求以及身份确认要求的。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首先是从意识上，然后才是从经济上将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内部分离出去，从而成为世界的中产阶级。所以，跨国资本一旦占据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就将中国的市场从民族国家的内部转移出去，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本土技术简单、生产率低下的制造业，由于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激烈竞争被跨国资本成功地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提供简单的组装、加工、零部件生产等。于是，中国的底层劳动者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底层。
很清楚，中国的阶层分化已经与世界性的阶层分化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借助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资本的双重力量，中国庞大劳动者的底层地位也将更加稳固。这样，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资本的供给，而本土制造业却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
对跨国资本来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到处都有，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这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国同行的竞争，也面临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为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压缩这些组装车间的利润提供了借口和现实可能。当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时，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
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严重的后果。更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业)，由于利润微薄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他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及成本，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需求陷阱。
从社会结构上看，全球化力量的涉入，在二元结构上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中国已经无法通过本土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作用推动社会结构的整合和转型。一个消费不能渐次向下层移动的断裂社会，其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蜂拥而至的全球化力量可能促进了中国的短期经济增长，但却阻断了中国的长期发展之路。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官僚体系就一直奉行着抑制本土经济尤其是本土民间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无法平等分享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情况下，中国大量的本土企业要么与官僚体系结盟，形成一种多元化、短期化的战略文化，要么持续挖掘廉价劳动力这个惟一的优势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形成长期的企业竞争力。
除了抑制本土经济之外，中国对外资却给予了税收超国民待遇，这也使得本土企业长期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位置。中国对本土草根企业的歧视之深与对外资企业的优待之多，形成了非常显明的反差。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外资的税收优惠在延续了20多年之后，仍然无法取消。
对此，中国的财政部长金人庆深感无奈。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满：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15%，而中资企业为33%，这完全是不平等嘛，WTO框架下，不说给中资企业优惠，至少要一视同仁，这才是国民待遇。我觉得，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但金人庆可能不明白，在这种独厚于外资企业的怪现象背后，是全球化官僚在中国的崛起。全球化官僚是那些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全球化视野，在意识上与跨国公司有着深刻认同的民族国家的官僚。如果范围更加宽泛一些，全球化官僚还应该包括那些对中国官僚系统有着深刻影响的学术团体。这些官僚未必与跨国公司有着直接的利益牵涉，但是与跨国资本家阶层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和意识上的认同，全球化官僚会不知不觉地偏袒国际资本，而这才是全球化真正的力量所在。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力量，更是一种文化力量。隐性的文化力量要比外显的经济力量强大得多。01年，主管中国证券事务的中国证监会，竟然要求IPO、再融资时，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补充审计。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固然造假成风，不堪信任，但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也同样可能造假。将制度建设的失败归罪于国内会计事务所并加以歧视性政策，当然是相当荒谬的。而其中反映的则是中国全球化官僚骨子里的一种文化自觉。早就有美国学者观察到，多数国家和城市中，具有全球意识的官僚和政界人士的力量已超过提倡民族经济的一方，这种正在中国充分浮现出来的力量，就是金人庆感受的那种(替外资说话)的无形力量。
有迹象表明，跨国资本为了经济利益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腐败案件。中国政治级别很高的建行行长张恩照的腐败丑闻即是其中一例。完全可以预计，这种合谋在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格外令人担心的是，只要他们愿意，跨国资本的ZF俘获能力要比中国本土企业强大得多。如果这种系统性的勾结真的成为现实，那么，中国的官僚企业利用国家权力入股可能还能分得一杯羹，而中国本土的草根企业就将被置于一种完全失去话语权的危险的依附地位。
这意味着，中国本土企业将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下面的数据可以直观告诉我们价值链最底层企业的依附境遇究竟是怎么回事：03年中国出口了53亿双鞋(相当于为世界上每个人生产一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按照摩根士丹利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而已。在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逼至了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值链低端的同时，外资却占据了中国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高端。93年之后10年中，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0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35%跃升到接近80%。同时，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出口中，外资企业占据的比例更是达到92%的绝对比例。其他高新技术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外资在中国出口中的超高比例，与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如韩国、泰国等国的情况相比，相当的不寻常。
有研究者由此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外资替代效应。即正规制造业被外资取代的情况。如此看来，中国不过是一个为外资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有着超低环保标准、超低社会责任标准的生产基地。总之，90年代之后，由于在全球化浪潮中选择了激进的竞次战略，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正在构建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一个最廉价、最庞大的中转站。这大概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但外贸依存度却奇高无比的背后原因。
然而，正当许多不求甚解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的自由贸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陶醉的时候，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却给他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穷国的贫困并非由于缺乏自由贸易，因为贫穷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 40%---远远高于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等于说，外贸依存度奇高所表明的，可能并不是这个国家贸易的发达程度，而是这个国家的贫穷程度。
中国独特体制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可以将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向内转移并转移给它的底层人民，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的形象。个中奥妙，是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所以，在中国凭借各种强劲的指标引得观者如云，并博得阵阵惊叹的时候，它实际上可能是在表演一套魔术。不过，在一通让人眼花缭乱的东方功夫之后，我们也开始渐渐露出了最大的破绽，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这正是是我们在全球化图景背后，看到的另外一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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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1963shiwu 时间：2007-03-20 01:28:45
改制企业职工为什么会成为下岗职工?
为什么不可以给改制企业套上一道“紧箍咒”！
“没有解决再就业出路的企业职工就不能下岗。没有完全解决企业职工出路的企业，就不能改制。” 这个政策的制订与执行应该不难作到。
从根源上讲，可能更容易澄清请事实真相。 可是，在改制问题上，GZW没有站在企业职工一边，却与企业“精英”合伙把企业职工扔给了社会，让他们去自谋出路。这个做法是不对的。违背了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宗旨。 从计划经济时期走过来的企业职工，在参加工作时，是响应党的号召，服从国家分配来到各个企业工作的。而今大多数已是40、50企业职工，已经完全成为企业的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或者“社会主义大厦中的一块砖一匹瓦”了。完全失去了自我。 现在，一个GZW文件就把他们抛弃了，用区区几千块或者万把元人民币，就把他们20年-30年、甚至40年为国家创造的“剩余价值”买断，不要说企业职工心有怨言，就是旁观者也为他们叫屈！这样做，至少违反社会主义市场交换的公平原则。
其一、过去企业的利润是全部上缴国家的。在企业改制过程中，让企业承担企业职工下岗买断工龄（实质上就是企业职工为国家创造剩余价值的补偿费用），是对企业的二次“打击，不公平”。真正该为企业改制下岗失业支付补偿的主体是国家。
其二、因为企业改制，企业职工的再就业是国家该负责的事情。当初是由国家统一安排企业职工到企业工作的，现在企业因为改制不要他们了，企业下岗职工重新就业就该由国家负责。
其三、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就算是国家一时拿不出钱来安置企业下岗职工吧，为什么就不在企业存量资产上做文章呢？企业总有厂房、机器设备吧，总有地皮吧？怎么就一定要把这些能变现的资产打折后出让给企业“精英”呢？即使这些资产不够，就不可以按职工工龄以股份制方式平均分配给企业职工呢？在前苏联解体后，各个企业就是这么做的。前苏联企业职工（含企业高管们）也是拥护的。同时，也解决了国家在企业改制中的财政困难。如此，对于企业普通职工群体至少也稍微公平一点哪。
其四、企业改制本身就是由于企业“精英”们的能力和在“德”上出了问题，把一个个好端端的企业搞得奄奄一息。甚至有的企业“精英”还有严重的腐败问题。绝对不是主流经济学家说的“所有制”问题。我们的GZW应该做的，是去认真清算企业“精英”们在经营企业中的错误甚至犯罪问题。 过去和现在的企业改制，从根本上，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现在，已经到了该纠正的时候了。
实事求是，正本清源。是我党一贯的工作作风。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进行的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在大变革时期，出现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对部分劳动群体的利益有所伤害，我们勤劳、善良、伟大的中国人民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
从正在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许多非常正确的决议上看我们的党，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党会继续带领13亿中国人民，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从而走向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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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孤呢仔 时间：2007-03-20 03:27:29
从正在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许多非常正确的决议上看我们的党，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党会继续带领13亿中国人民，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从而走向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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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哪一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是通过"许多非常正确的决议"的?我们的党在每一次矿难后不是"纠正错误的"?我们伟大的领导哪一次会议不是"发扬成绩"的?我们人们有哪一天是光辉灿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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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酒和色 时间：2007-03-20 22:23:55
顶！
在现有制度下要想提高产业附加值，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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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vest_007 时间：2007-03-20 23:34:15
政府和学界需要对改革开放进行一下冷静的理性的总结了
的确现在中国的民族经济很艰难，中国的发展就象城市的发展一样，都是美丽的外表里面装着一堆垃圾
告诉你中国经济的真相—2006最好的经济分析文章(转载)
楼主：wwwwm 时间：2007-03-19 22:29:00
告诉你中国经济的真相
——2006最好的经济分析文章
一般理解中，竞争是比谁更优异的竞优过程。但这种理解遗漏了重要的例外，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它不仅不能使竞争参与者变得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势。
全球化时代，国家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另一种相反，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工资，放任自然环境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即打到底线的竞争。
顾名思义，在竞次游戏中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
打到底线的竞争，正是90年代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的最佳隐喻。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一直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日比，中国劳动力成本相当于它们的4%。对这样悬殊的劳动力价格差距，人们一般将其当做与发达国家的某种天然差距坦然接受，有些ZF官员还为此庆幸，似乎中国也终于有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在中国，在体制内人员工资出现刚性增长同时，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在表现出罕见的粘性)。
日本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50年到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78-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劳动力价格甚至比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低10%(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比中国晚了10多年)。更让人费解的是，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工资竟10年没涨。这不但对中国独步全球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确证了中国工资增长的不自然性。
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蔓延到所谓知识阶层。这几年中国经济过热的同时，大学毕业生工资出现了明显下降，05年初，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被打到每月500-600元的超低水平。一位在人才市场焦急寻找工作的河南财经大学毕业生表示：这让人怎么活？
按这种劳动力价格趋势，再过一个3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恐怕只会越来越大。中国世纪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所留下的历史笑柄。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降低)现象简单归咎于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禀赋是非常容易的，然而疑问在于，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同样的疑问还有，如果由数量惊人的农民直接转换来的农民工确实存在过剩的话，难道在中国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学生也存在无限供给吗？
很显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只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的肤浅说辞，是有人故意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用。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当关键。
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众口一词的简单市场过程。现在已经很清楚，在中国经济全速增长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毫无保留的惨败。所以，在21世纪最初几年中，当有人突然发现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这个秘密，并将这个秘密当做中国某种天然禀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钦佩他们不求甚解、倒果为因的本领了。将一种政治过程的冷酷后果(劳动力价格)当作为可资炫耀的比较优势欣然接受，当然早已不只是一种学术上的无能。
应当坦率承认，有人已在公众意识中成功塑造了一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实际情况是，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较价格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储备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难怪有西方评论家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
显然，他并不是惊奇中国的竞争力，而是惊奇我们竟能如此轻易地逾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
对这个结论，只要看看工厂中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工伤死亡率、远远超过正常水平的工作时间，就丝毫不会怀疑了。或许，正是凭借这种野蛮的力量，我们才让老牌资本主义对手不寒而栗。然而，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不可能与文明的力量做长久的赛跑。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一个国家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它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国虽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比韩国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1/25的微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这个优势随时可能被其他因素所抵消。
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国采取的竞次姿态是全方位的，这在FDI上也表现得同样突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已吸收的FDI达到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50年间日本吸收FDI的10倍。与此同时，中国自02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军。有人宣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FDI一个巨大的磁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时间中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美国，的确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将此看成中国势如破竹的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明证而甘之如饴的。但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样，中国傲视全球的FDI 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除了低工资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各地方ZF以竞次方式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ZF税收的甩卖。
了解了中国FDI的真实内容，就不会对下面事实感到惊讶了：在中国所有城市中，FDI雄踞首位、GDP 排名全国第四的苏州市，在多项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标上竟落后于远处内陆的成都市。中国FDI在增进本国人民福利水平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更加重要的是，FDI在未来影响本国居民收入的负效应可能还远远没显示出来。因为土地、自然资源可能在未来产生的现金流收益都在通过GDP在源源不断地外流。把财富带走，把GDP留给中国，这就是竞次逻辑下FDI的另外一面。学者曾对FDI的效果做出过某种宏观估计，如果假定FDI的投资收益为10%，主要由FDI形成的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为，那么中间这7个百分点的投资收益率差距，将意味着资本效率的重大损失。
中国与日本一样，是储蓄率奇高，资本相当丰富的国家，但中国在改革开放26年中吸收的FDI不仅相当于日本战后50年的10倍，而且还在年度数字上超过储蓄率低得可怜的美国，这实在是个相当让人诧异的事实。这除了证明中国存在惊人的资本浪费，证明的另一个事实是：中国节节升高的FDI是个政治选择，是个非理性的体制做出的非理性的经济选择(虽然它对官僚体系的利益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
可笑的是，这种政治选择仅仅制造出了一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FDI数据，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既然是体制的选择，只要这个体制不变，这种竞次战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难回头。学者在研究了一些地方ZF05年的经济计划后发现，引进外资被普遍提升到经济发展生命线的高度。在改革时期，向中央ZF争取项目投资，一直是地方ZF官员发展经济首要的议事日程，90年代中期后，FDI为这种传统思路开辟了另外一条捷径。如果说前一条路导致巨大的投资浪费的话，那么后者则是洞开了财富的输出之门。
我们不能怪国际资本太狡猾/太贪婪，只能怪自己太愚蠢。这个体制的独特优势仅在于，它可以未经国民允许就慷慨牺牲国民的福利。而资本总是流向那些劳动力价格最低廉、ZF保证剥削力度最高的地方(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剥削)。毫无疑问，闻利起早的国际资本非常欢迎这种体制，他们乐于用最廉价的赞扬满足我们炽烈的虚荣心。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竞次手段，远不止于人为压低的工资价格，也远不止于土地收益、财政收益的赠送。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开发，对本国市场的让渡，对本土经济的歧视等等，都是这种竞次方式的体现。有太多的证据表明，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国的环境破坏、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都已达到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这，正是世界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
在这个星球上，人们可能只见过赖账不还的发展中国家，却很少见到像中国这样奢侈大方的穷国。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以赔本赚吆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今天，中国以同样方式无私地补贴着国际资本。这真是绝妙的历史雷同。在这种历史雷同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某种核心体制和文化的历史延续---一种一贯歧视、压抑本土自主民间力量的体制和一种ZF中心主义的战略文化。
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企业所具有的竞争力上，作为一种游离于ZF之外的力量，企业比ZF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巨头在全球化中越来越显赫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90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ZF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ZF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ZF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ZF体制的延伸是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ZF，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和塑造某种名不副实的指标形象，中国以ZF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ZF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的FDI，以压低人力工资和财政补贴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ZF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ZF中心主义战略的结果。毋庸置疑，所有这些的确都为中国创造一个完美国际形象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本土企业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
如果仅仅是国家好像具有了某种竞争力，而企业变得衰弱，人民变得贫困，那么这种所谓国家竞争力就只能是昙花一现的假相。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而伴随着中国高速增长，人却变得越来越贱，越来越廉价，这种事实显然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扭曲。或许，在全球化时代，对于一个经济人似的国家官僚体系来说，要想获得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它所必须做的。
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国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只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反而利用各种手段抑制本土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本土市场给予的宝贵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中却没有成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苏州，这个与全球化融合得最为彻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四家曾在80年代中国市场上非常知名的本土家电企业(被称为四小名旦)，如今已悉数销声匿迹，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家如今在靠门面房出租苦苦度日。
中国商务部0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没有达到，跨国公司在中国已显露垄断苗头。但中国商务部显然不会承认，跨国公司能够长驱直入是中国官僚体系蓄意削弱本土民间企业竞争力的结果。全球化的力量不过是主动利用了中国体制的天然缺陷罢了。或者说，这是全球化力量利用各国的体制禀赋(而非自然禀赋)主动进行的一次全球配置。显然，跨国资本全球化配置在中国的试验是一次成功的经典之作。很难想象，在全球化的激烈角逐中，由不满的劳工+低技术为主要构成要素的中国企业能具备什么真正的竞争力。以这样原始的竞争力，中国恐怕只有能力向非洲出口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竞争力的匮乏已经充分地表现在中国的贸易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总额迅速攀升，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到 03年，中国的进出口额已经跃升为世界第四，世界第三。但伴随着贸易总额超高速增长的奇怪现象是：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而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典型症状。有统计表明，02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90年上升了3%，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大幅下降了18.4%。
仅此一项，日本每年从对华贸易中节省将近200亿美元。与此形成对比的一个景象是，在中国华南的一家出口工厂中，电扇、榨汁机、烤面包机的平均批发价格从10年前的7美元下降到03年的4美元。该厂的一位负责人感叹到，只有最廉价者才能生存下来。
中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表面上看，仅仅是中国从不断增长的贸易中获得了越来越少的利益，深层表现的则是一个相当符合逻辑却令人不安的现实：中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而是在不断下降。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轨的深度卷入，在中国塑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格局。
一方面，跨国资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响力占据中国少数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消费能力。富人和中产阶级是中国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而跨国资本的产品中所包含的某种文化内容，是最能够满足他们的品牌追求以及身份确认要求的。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首先是从意识上，然后才是从经济上将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内部分离出去，从而成为世界的中产阶级。所以，跨国资本一旦占据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就将中国的市场从民族国家的内部转移出去，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本土技术简单、生产率低下的制造业，由于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激烈竞争被跨国资本成功地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提供简单的组装、加工、零部件生产等。于是，中国的底层劳动者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底层。
很清楚，中国的阶层分化已经与世界性的阶层分化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借助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资本的双重力量，中国庞大劳动者的底层地位也将更加稳固。这样，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资本的供给，而本土制造业却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
对跨国资本来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到处都有，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这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国同行的竞争，也面临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为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压缩这些组装车间的利润提供了借口和现实可能。当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时，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
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严重的后果。更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业)，由于利润微薄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他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及成本，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需求陷阱。
从社会结构上看，全球化力量的涉入，在二元结构上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中国已经无法通过本土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作用推动社会结构的整合和转型。一个消费不能渐次向下层移动的断裂社会，其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蜂拥而至的全球化力量可能促进了中国的短期经济增长，但却阻断了中国的长期发展之路。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官僚体系就一直奉行着抑制本土经济尤其是本土民间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无法平等分享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情况下，中国大量的本土企业要么与官僚体系结盟，形成一种多元化、短期化的战略文化，要么持续挖掘廉价劳动力这个惟一的优势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形成长期的企业竞争力。
除了抑制本土经济之外，中国对外资却给予了税收超国民待遇，这也使得本土企业长期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位置。中国对本土草根企业的歧视之深与对外资企业的优待之多，形成了非常显明的反差。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外资的税收优惠在延续了20多年之后，仍然无法取消。
对此，中国的财政部长金人庆深感无奈。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满：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15%，而中资企业为33%，这完全是不平等嘛，WTO框架下，不说给中资企业优惠，至少要一视同仁，这才是国民待遇。我觉得，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但金人庆可能不明白，在这种独厚于外资企业的怪现象背后，是全球化官僚在中国的崛起。全球化官僚是那些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全球化视野，在意识上与跨国公司有着深刻认同的民族国家的官僚。如果范围更加宽泛一些，全球化官僚还应该包括那些对中国官僚系统有着深刻影响的学术团体。这些官僚未必与跨国公司有着直接的利益牵涉，但是与跨国资本家阶层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和意识上的认同，全球化官僚会不知不觉地偏袒国际资本，而这才是全球化真正的力量所在。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力量，更是一种文化力量。隐性的文化力量要比外显的经济力量强大得多。01年，主管中国证券事务的中国证监会，竟然要求IPO、再融资时，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补充审计。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固然造假成风，不堪信任，但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也同样可能造假。将制度建设的失败归罪于国内会计事务所并加以歧视性政策，当然是相当荒谬的。而其中反映的则是中国全球化官僚骨子里的一种文化自觉。早就有美国学者观察到，多数国家和城市中，具有全球意识的官僚和政界人士的力量已超过提倡民族经济的一方，这种正在中国充分浮现出来的力量，就是金人庆感受的那种(替外资说话)的无形力量。
有迹象表明，跨国资本为了经济利益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腐败案件。中国政治级别很高的建行行长张恩照的腐败丑闻即是其中一例。完全可以预计，这种合谋在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格外令人担心的是，只要他们愿意，跨国资本的ZF俘获能力要比中国本土企业强大得多。如果这种系统性的勾结真的成为现实，那么，中国的官僚企业利用国家权力入股可能还能分得一杯羹，而中国本土的草根企业就将被置于一种完全失去话语权的危险的依附地位。
这意味着，中国本土企业将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下面的数据可以直观告诉我们价值链最底层企业的依附境遇究竟是怎么回事：03年中国出口了53亿双鞋(相当于为世界上每个人生产一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按照摩根士丹利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而已。在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逼至了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值链低端的同时，外资却占据了中国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高端。93年之后10年中，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0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35%跃升到接近80%。同时，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出口中，外资企业占据的比例更是达到92%的绝对比例。其他高新技术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外资在中国出口中的超高比例，与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如韩国、泰国等国的情况相比，相当的不寻常。
有研究者由此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外资替代效应。即正规制造业被外资取代的情况。如此看来，中国不过是一个为外资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有着超低环保标准、超低社会责任标准的生产基地。总之，90年代之后，由于在全球化浪潮中选择了激进的竞次战略，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正在构建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一个最廉价、最庞大的中转站。这大概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但外贸依存度却奇高无比的背后原因。
然而，正当许多不求甚解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的自由贸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陶醉的时候，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却给他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穷国的贫困并非由于缺乏自由贸易，因为贫穷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 40%---远远高于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等于说，外贸依存度奇高所表明的，可能并不是这个国家贸易的发达程度，而是这个国家的贫穷程度。
中国独特体制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可以将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向内转移并转移给它的底层人民，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的形象。个中奥妙，是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所以，在中国凭借各种强劲的指标引得观者如云，并博得阵阵惊叹的时候，它实际上可能是在表演一套魔术。不过，在一通让人眼花缭乱的东方功夫之后，我们也开始渐渐露出了最大的破绽，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这正是是我们在全球化图景背后，看到的另外一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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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1963shiwu 时间：2007-03-20 01:28:45
改制企业职工为什么会成为下岗职工?
为什么不可以给改制企业套上一道“紧箍咒”！
“没有解决再就业出路的企业职工就不能下岗。没有完全解决企业职工出路的企业，就不能改制。” 这个政策的制订与执行应该不难作到。
从根源上讲，可能更容易澄清请事实真相。 可是，在改制问题上，GZW没有站在企业职工一边，却与企业“精英”合伙把企业职工扔给了社会，让他们去自谋出路。这个做法是不对的。违背了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宗旨。 从计划经济时期走过来的企业职工，在参加工作时，是响应党的号召，服从国家分配来到各个企业工作的。而今大多数已是40、50企业职工，已经完全成为企业的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或者“社会主义大厦中的一块砖一匹瓦”了。完全失去了自我。 现在，一个GZW文件就把他们抛弃了，用区区几千块或者万把元人民币，就把他们20年-30年、甚至40年为国家创造的“剩余价值”买断，不要说企业职工心有怨言，就是旁观者也为他们叫屈！这样做，至少违反社会主义市场交换的公平原则。
其一、过去企业的利润是全部上缴国家的。在企业改制过程中，让企业承担企业职工下岗买断工龄（实质上就是企业职工为国家创造剩余价值的补偿费用），是对企业的二次“打击，不公平”。真正该为企业改制下岗失业支付补偿的主体是国家。
其二、因为企业改制，企业职工的再就业是国家该负责的事情。当初是由国家统一安排企业职工到企业工作的，现在企业因为改制不要他们了，企业下岗职工重新就业就该由国家负责。
其三、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就算是国家一时拿不出钱来安置企业下岗职工吧，为什么就不在企业存量资产上做文章呢？企业总有厂房、机器设备吧，总有地皮吧？怎么就一定要把这些能变现的资产打折后出让给企业“精英”呢？即使这些资产不够，就不可以按职工工龄以股份制方式平均分配给企业职工呢？在前苏联解体后，各个企业就是这么做的。前苏联企业职工（含企业高管们）也是拥护的。同时，也解决了国家在企业改制中的财政困难。如此，对于企业普通职工群体至少也稍微公平一点哪。
其四、企业改制本身就是由于企业“精英”们的能力和在“德”上出了问题，把一个个好端端的企业搞得奄奄一息。甚至有的企业“精英”还有严重的腐败问题。绝对不是主流经济学家说的“所有制”问题。我们的GZW应该做的，是去认真清算企业“精英”们在经营企业中的错误甚至犯罪问题。 过去和现在的企业改制，从根本上，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现在，已经到了该纠正的时候了。
实事求是，正本清源。是我党一贯的工作作风。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进行的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在大变革时期，出现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对部分劳动群体的利益有所伤害，我们勤劳、善良、伟大的中国人民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
从正在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许多非常正确的决议上看我们的党，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党会继续带领13亿中国人民，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从而走向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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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孤呢仔 时间：2007-03-20 03:27:29
从正在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许多非常正确的决议上看我们的党，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党会继续带领13亿中国人民，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从而走向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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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哪一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是通过"许多非常正确的决议"的?我们的党在每一次矿难后不是"纠正错误的"?我们伟大的领导哪一次会议不是"发扬成绩"的?我们人们有哪一天是光辉灿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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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酒和色 时间：2007-03-20 22:23:55
顶！
在现有制度下要想提高产业附加值，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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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vest_007 时间：2007-03-20 23:34:15
政府和学界需要对改革开放进行一下冷静的理性的总结了
的确现在中国的民族经济很艰难，中国的发展就象城市的发展一样，都是美丽的外表里面装着一堆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