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權政治的自由、民主、法治的珍貴，裸浮者的天堂

美國人權政治的自由、民主、法治的珍貴，裸浮者的天堂

人權可用槍來維護不正確的政權——其實亦可以（人）自身的財產來維護不正確的政權只要人人將財產收歸家裡，這一點好過槍枝的威力，這是不流血的抗議，可惜世人不懂！

股票市場是一個被圈套的政治任務，當某日圈夠了錢時，它會由高而下將你原先應有的化為得條毛，香港電視鋪天蓋地日以繼夜的炒股行為正好將你的錢放入圈套內。投資股票只有在它最慘淡時才起到以一博十機會。相反最慘烈的是你！

美國的人權是每家每戶幾乎都可以擁有（鎗械）

（鎗械）
1789年美國憲法的「權利法案」由國會議員提出時，「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被自然而然的寫入其中，並於1791年被批准正式生效。為了限制強勢政府，防止政府權力膨脹進而侵犯公民權力，賦予公民反抗的武器，也是這條法案重要內在精神。所謂槍權天授。
眾所周知，美國憲法規定公民可以持槍。首先看一下美國槍支的現狀：美國現有2.35億支私人槍支，几乎人均一支，每年發生槍擊案100萬起。近年來美國校 園不斷發生惡性槍擊事件，上世紀肯尼迪總統、馬丁·路德·金等遭槍殺，里根總統遭槍傷，羅斯福總統也曾遭遇槍擊。盡管公民持槍的危害慘重，代價高昂，但美 國仍堅信200多年前建國者的理念而不放棄公民可以合法持槍。政府只能加強對槍支的管理而無法禁槍。

美國人持槍合法性的來源是憲法第二修正案，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是這樣的：“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一般這樣翻譯：“紀律嚴明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的，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可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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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恐怖制度血腥统治”“极端专制极其黑暗”（三）——林昭对共产党极权暴政之洞察与批判  6/25/2013  作者: 孙乃修
2.反宪政必然走到反人权和反人类   作者: 王德邦
3.沈信之：催生中国彻底变革的根本力量是公民社会   6/19/2013作者: 沈信之
4.曾经，我有一个最卑微的请求：2011年3月1日 星期二
5.华夏：中共“18大”与苏共构架之比较（中）——苏共顶层设计导致苏联刹那“灭亡”中共怎样避免  作者: 华夏
6.宪政制度里的民主与共和   作者: 李对龙   6/2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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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恐怖制度血腥统治”“极端专制极其黑暗”（三）——林昭对共产党极权暴政之洞察与批判  6/25/2013  作者: 孙乃修

林昭运用“极权”、“极权制度”、“极权统治”、“极权恐怖统治”以及“极权寡头”、“极权统治者”、“独夫”、“大独裁者”等概念准确地界定中共专制政权，对这种极权制度及其寡头展开一系列极富洞察力的批判。她对极权制度的揭露、分析和批判开辟了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和思想批判新领域。她不仅是中国政治界最英勇的人道、人权和自由事业的勇士和先驱，而且是中国思想界最杰出的理论先驱和最伟大的思想家。她不仅是世界共产党阵营里最早洞悉它的极权本质、最早挑战极权统治、最早彻底批判共产党极权理论的思想家之一，而且是二十世纪学术界对极权主义体制及其内质有透彻洞察、深刻批判和独创性研究的思想家之一。
十四

林昭洞悉共产党极权制度摧残人的才华、限制人的智慧自由发展、压抑人的才智创造性地成长。这种制度扼杀天才、埋没人才，却制造和收买大量蠢材、歪才、奴才和工具性庸才。毛泽东时期公然批判“成名成家”思想，批判“自我奋斗”精神，批判“白专道路”，散布“读书无用论”，谩骂和羞辱知识分子为“臭老九”（比妓女和乞丐地位还低），强迫他们离开书斋和研究室、向大字不识一斗的“大老粗”“贫下中农”学习锄地养猪。在那个野蛮当家、文明扫地时期，读书是罪孽、学问是耻辱、个性受批判、独立见解是灾难，打砸抢是“革命”、做奴才是荣耀、出卖人格受表彰。

林昭对此世道时有妙论。她在一九六一年写于狱中的《思想日记》里指出：“今日的制度下绝对出不了华罗庚，因为他的那种自我奋斗方式断乎不能被这制度所认可，故而他的天才也不免要给埋没甚且给扼杀！”（8）这是事实：各界名家皆出于民国，民国倾覆而人才断裂。  

林昭此言实已回答了这一系列问题：为什么六十年来共产党极权统治下中国出不了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学者、大作家，为什么中国大陆人得不到诺贝尔科学奖而各种假冒伪劣人物和产品却层出不穷、堆积如山、剽窃盗版各种速成以及欺世盗名贪图钱财的野鸡学校、流氓骗子招摇撞骗伪装打假却时时可见，闹得整个社会真假难辨，新闻广播成了造谣学校，中央机构成了造假中心。在这种出产各类骗子——从政治骗子、经济骗子到文化骗子——的土壤里，如何能出真正的人才、伟大的学者、货真价实的知识分子？

十五

培育天才的那种社会、文化、性格和才智的土壤没有了，剩下的只能是各界庸才、侏儒、投机取巧者、无德无才无能之辈滥竽充数。这是六十年来中国民族的文化悲哀。
     
一九六三年，戚本禹在《历史研究》发表文章《评<李秀成自述>》，武断地声称李秀成背叛革命、是变节分子。狱中林昭锐眼洞悉史学界关于所谓李秀成“投降”问题搞的这场闹剧实乃“声东击西、藉古非今”“别有用心”，她妙笔点出该文作者深谙叛徒心理或就是“过来人”：“这一点年青人在拜读人们关于李秀成之那些声东击西、藉古非今的论文时便深有所感：瞧！有些文章对李秀成被俘受审等情况的分析多么鞭辟入里而得其三昧！足证那作者正是颇知深浅的个中人或至少是过来人！而这也颇能从另一个角度上揭示贵党之特务化的深刻程度！”（17）“故我丝毫也不担心，比如说一百年后它会像《李秀成供状》似地引起某些饱食终日的‘理论家’、‘史学家’、以至其它‘家’们一场别有用心的发挥。”（31）这里，“它”指自己的《思想日记》。
     
林昭看得很清楚：极权政府培育和扶植的就是这类不学无术、投机取巧、歪风邪论之辈。这就是这个极权政治母体下的蛋：各种鸡鸣狗盗之才诸如“理论家”“史学家”之辈，无不带上党国“特务化”、罗织风、窥测方向诸特点，缺乏浩然之气、正大人格、踏实严谨治学风格。大大小小郭沫若、戚本禹、姚文元之类人物相继出现、匆匆败亡是很自然的。
     
这种挖空心思、罗织罪名、从历史人物中抓叛徒的做法是时髦的阶级斗争观念和古为今用意图产下的双料货。戚本禹之辈的文字充满武断和诬蔑、纯属政治投机行为、毫无历史研究性质。事实完全证明林昭对这场闹剧的判断。此文果然引起毛泽东诸人关注，遂在史学界搅起一股浊浪。翻案文章、抓历史上的叛徒一时成风，为毛氏即将展开的党内夺权斗争效犬马之劳。

十六

这是一个过于精明、智能熟透了的民族。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野蛮屠刀下选择妥协、低头、保身，而最具道义理性、人格勇气、敢于反抗、置死亡于度外的人被视为精神病。林昭洞悉这个极权国家的黑暗和荒诞：“诚如某些人对我所说那样：十数年来在极权统治那窒息性高压手段之下，中国大陆上敢于面揭其短、面斥其非者未知有几！故在统治者眼中看出来这个愍不畏死与虎谋皮的青年人恐怕也确乎是有‘精神病’的！否则又将如何解释自己掌着生杀之权的赫赫威势竟尔悲惨地失效这样一种令人遗憾的事实呢？”（14）
     
林昭被极权势力视为“精神病”，后来许多敢于批判毛泽东的勇士几乎都被极权势力如此看待并且果真被他们逼疯和枪杀（例如张志新等烈士）。直至今日，许多敢于反抗极权势力的正义人士依然不断被关进精神病院。在这种极权统治下，一切痛恨黑暗和腐败、追求道义和真知的正常人都会被逼疯。没心没肺的人可能活得轻松。享受特权、善于钻营、疯狂敛财的人则如鱼得水。
     
林昭此言亦可回答某些至今依然把她英勇反抗独夫民贼及其极权制度这种英雄义举和坚定态度视为“精神不正常”的人。依照这些人的观点，似乎追随极权势力、甘心做奴才的人是聪明人，低头悔罪的人是明智人。如果中国人认同这样一种价值观，那么这个民族就真真成了佛出世亦救不得、万劫不复之奴才民族了。

十七

林昭高度蔑视共产党极权统治及其权力中枢：“先生们的贵中央……什么玩意，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或其它之类等等的啥子东西。反抗者且是不甚了了于世情的年青人，自然更不了然先生们之贵家魔鬼政党的内务，或者就算是主席团也行。反正，既然据说有那么一个俨乎其然地称为是中共中央的玩意，则这个‘集中、统一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想来总未必死得只剩下了独夫一人罢？”（41）
     
在这个极权制度下，整个共产党成了独夫民贼耍弄的工具、没有灵魂的“玩意”“东西”。这个“俨乎其然地称为中共中央的玩意”，半年后在党魁毛泽东兴风作浪搞起的“十年文革”运动中，果如林昭所言，几乎“死得只剩下了独夫一人”。共产党极权统治与生俱来的残酷和吃人性——里外通吃——再次得到淋漓暴露。林昭的深锐眼光和预见再次得到证实。
     
林昭对那个“中共中央的玩意”的高度鄙夷，在今日艺术家艾未未的一个简洁的行为艺术中——一丝不挂跳起、以手挡中央——得到绝妙表达，正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十八

现在，经过噩梦般的历史回顾和痛苦的现实审视，经过这番血泪和思想的漫游，我们可以对二十世纪极权制度及其特点做一个简洁描述和概括。

在极权主义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艺术、宗教、教育、通讯、言论、结社、出版、新闻以及意识形态等等一切方面都受到政府官僚警特的高度掌控、悍然干预、粗暴压制、严厉查禁；国家和政府以强权压制、欺凌乃至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这种违宪行为皆以国家、民族或社会利益（诸如所谓“国家安全”“民族利益”“社会稳定”）为借口，网络报刊电视广播等媒体旨在宣传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封锁、屏蔽和歪曲国内国际真实消息，乃至公然制造假新闻、假消息以执行其舆论导向、蒙蔽民众。

极权制度，特别是共产党极权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各种君主专制、各种寡头政治之全部野蛮和残暴在二十世纪的集中体现和最高形态。苏共极权国家缔造者列宁把共产党极权制度的野蛮、残暴和无法无天表述得最简洁、最坦白、最血腥。请读者细读、慢读，用人道的心灵和良知思考列宁的每一个疯狂的、带着鲜血的字眼：“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月，《列宁全集》第35卷，《列宁选集》第3卷）“专政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对整个社会实行统治，而且是直接用暴力来统治。”（《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8-9月，《全集》23卷，新版28卷，改名为《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专政是一个重大的、残酷的、血腥的字眼，这样的字眼表示出两个阶级、两个世界、两个世界历史时代的你死我活的无情斗争。”（《政论家的短评》，1920年2月，《全集》30卷，新版38卷）

列宁这类话语极多，此三条最具代表性。这种仰仗强权暴力、疯狂践踏法律、恣意杀人、为所欲为的专政观点来自马克思恩格斯（此不赘述马恩之言）。在这种极其黑暗、极其残暴、为权力而丧心病狂、无所不为、断然把一切反对派和民众浸入血泊的阶级斗争理论、夺权理论和专政理论指导和鼓动下，共产党给千千万万无辜者扣上“资产阶级”“阶级敌人”“敌对势力”之类帽子而统统镇压、绝不心慈手软，这是毫不奇怪、屡屡发生的血淋淋事实。共产党及其政权正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犯下滔天罪孽、使他们手上沾满人民的鲜血、对民族欠下汪洋血债（苏共、中共、柬共成百万上千万大规模杀人罪行就是显例）。
     
与这种不断复现的残酷事实对照，列宁所谓“要摆脱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社会，只能靠被压迫阶级的专政。”（《论“民主”和专政》，1918年12月23日，《全集》35卷）显系强词夺理诡辩和矫情。照他的话，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暴力，人们怎能设想靠这样一个置人类文明于不顾、比资产阶级政权残暴千倍万倍、专门从事“残酷”“血腥”阶级压迫的野蛮政权竟能“摆脱”阶级压迫呢？若非骗子蛮横，岂非痴人说梦！若非痴人说梦，莫非列宁此语未说出的更可怕的真实意思是：这个专政就是要靠血淋淋手段无情地杀死、根绝和消灭其他阶级，从而只剩下这个阶级自己，于是进入“无阶级社会”，从而“摆脱”了阶级压迫？
     
中国“文革”中的大规模杀人——诸如北京大兴县出现对所谓地主富农家庭灭门事件、从老人到幼儿一次性杀害数百人，广西武宣县出现同样的杀人以至吃人事件——不是对列宁此言的血淋淋揭示和兑现么？
     
中国思想家林昭对共产党专政之血腥理论本质和黑暗社会现实的犀利揭露——“恐怖制度血腥统治”“极端专制极其黑暗”——正是对罪孽深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血淋淋的专政论调、毛泽东张着血盆大口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之吃人本质的一针见血批判。
     
列宁领导的共产党以暴力取代沙皇政权，立即开始并且持续展开几代人对全社会铁血镇压和恐怖专政，此前他所抨击的沙皇政权“横行不法”、专横、强暴的社会景象——“地方官横行不法，农民遭受体罚，官吏贪污受贿，警察欺压城市‘老百姓’，摧残饥民，压制人民追求光明和知识的愿望，横征暴敛，迫害教派信徒，虐待士兵，侮辱学生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怎么办》第三章，《全集》6卷）——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恐怖百倍地出现在共产党极权统治下，成为百年后今日中国的社会现实，人类从未堕入如此深重的罪孽地狱，而且这仅仅是罪恶现实之浮面一角。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创立和主张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即共产党专政论）之祸害民族、祸害人类，至于罄竹难书，百年来共产党全部理论的罪恶实质暴露得淋漓尽致。无论作为一种理论和思想，还是作为一种政治信念，马克思主义皆早已彻底破产，其党在各国一连串政治赌博中残忍得无以复加，贫困得乞讨度日，绝望得哀鸿遍野，输得干干净净，统统被扫地出门，剩下寥寥几个胡亥、赵高式骗子国家在抱残守缺、伪装虔诚、跪祷亡灵起死回生。百年前政治押宝时那种狂热已一去不返。
     
林昭以一双超凡的锐眼、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就洞悉这一理论的罪恶并宣判其死刑。她是中国对这种罪恶理论及其极权制度做深刻揭露和彻底批判的第一思想家，是二十世纪彻底批判马克思主义、彻底批判共产党、彻底批判共产党极权制度的人类思想界伟大先驱之一。

十九

垂死坚持这套践踏法律、残暴横行的一党专政论并靠它充当灵魂的共产党极权统治，已深入到社会毛孔、密布到街头巷尾、以最庞大的武装随时准备镇压国民而不是保护国民，因为它的大敌始终是国内人民和正义之声。它像一条阿米巴变形虫，会随着外界环境灵活应变、与时共进，例如仿照西方民主制度的议会模式搞出一个橡皮戳子“人民代表大会”，宣传说是人民“参政议政”，它也模仿“选举”形式却一切皆由强权内定，甚至它的国名也冠上“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之类，但它既不是人民的、也不是民主的，它还学来外国的名衔、掌权者们全去拿了本子、弄个学历、然而此辈一肚子权谋术数、虚伪做作、既否认常识、又不识民意、遑论良知。
     
这个权力集团常常为了各自家族利益而轻率运用手中不受制约的权力，将整个国家投入巨大灾难，诸如各种整肃运动、面子工程、劳民伤财运动、切断民族命脉大江、建造大坝、败坏生态、污染环境、毒化食品、枯竭水源以及导致瘟疫、饥荒、地震、战争等等，使整个民族苟活于惴惴不安和日夜恐惧中。毫无疑问，共产党极权国家是现代最暴虐、最虚伪、最具灾难性、注定走向毁灭的末日国家。林昭五十年前就断定这“污秽、罪恶而更伪善的极权制度恐怖统治”必定灭亡。

这种极权制度实施一党专政、舆论严控、没有言论和结社自由，以国家强权和军警暴力随时封闭报纸、取缔书刊、将人民变成哑巴、化成散沙。这样，它永远以邪恶的一群对善良的一个。面对整个极权制度，每个公民的权益都被剥夺，上层失势者昨天还在握手寒暄、装模作样、今天就会身陷铁窗、成为极权魔爪下的祭品。这种国家暴力对每个人的心灵和自由都是凌辱和吞噬，这种极权国家是对人格和道义的蔑视和摧毁、使人在它的践踏下变成单面体、生物人而迅速走向劣质和堕落，从而导致良知泯灭、文明堕落、人种退化。

二十

极权主义本质就是专制寡头及其特权集团极度垄断权力、极度运用权力、权力公然凌驾法律之上（所谓“党大于法”）、政府公然违逆人类道义。这种政权必然依靠野蛮和无耻，必须仰仗国家暴力（警察暴力、流氓暴力、军队暴力即枪杆子论）维持它的专政和利益，必然丧失政治理性、反对法律制约、反对公布财产、反对言论自由、丧尽道义顾念（强权与道义背反，因为强权的本质就是反道义、反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因此极权主义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警察国家或曰军警国家、警特国家，以维持自身权力而实施对全社会的思想控制、通讯控制、人身自由控制。
     
法律上的人权条文在极权主义国家除了欺骗之外毫无意义，因为极端的权力或曰权力一旦达到极端必然是对一切社会规则、一切行为准则、一切法律条文的最大凌辱和破坏，极权统治本身就是以践踏法律、公然违法的野蛮方式实现对全社会的统治和控制（即“维稳”极权统治），否则这种以人民为敌的极端权力无法存活。换言之，极权主义统治是以践踏人类一切道义、一切准则、一切人权法律条文为存在的首要前提，否则它一天也存在不下去。不谈结束极权主义体制而侈谈什么“把权力装进笼子”，不过是一句哄骗娃娃的谎言而已。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专制集团能够像今日共产党极权国家的专制者们这样享有如此惊人的巨额财富和不义财产。这些特权家族像一群虎狼蟒蛇，贪婪地把整个民族国家的财富最大限度私利化，这个国民财富私利化过程就是借助极端的权力和暴力、伴随高度的政治腐败而实现并且表现为强盗式疯狂攫取、盗窃、豪夺、贿赂。换言之，他们凭借极端的权力和权力网而实现超法律、超经济、一夜暴富式超高速金钱积累、财富聚敛、财势扩张。在这种权力高度集中、财富高度集中于特权家族的同时，他们的道德腐败、生活糜烂和骄奢淫逸同时创造了历史之最。
     
极权制度、特别是共产党极权制度，是当代人类的最大堕落、最大耻辱、最大苦难、最大威胁。无论他们手中有多大权力和权势、有多少金钱和财产，他们的心灵却早已腐烂，他们的人格荡然无存，他们已成为极权制度下的一群衣冠禽兽、一伙行尸走肉、一堆没有灵魂的枯骨。

二十一

今日重读五十年前狱中林昭写出的这部血泪飞迸、悲愤欲绝的十四万言书，恍若天光一闪、雷电轰鸣，令人惊叹、令人扼腕。她对共产党极权统治的深刻揭露和犀利批判，句句闪烁着创见、睿智和思想的光彩，处处展示着这位思想家的非凡才情和悟性、寥廓的思想视野和精神境界、超人的胆魄和磅礴的正气。这些绝佳的精神素质使她超然飞升、成为人类反极权主义斗争中最伟大的女性、最富英雄气的思想家。

2013年6月4日完稿于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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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宪政必然走到反人权和反人类   作者: 王德邦

从反对宪政的文章中，我们除了能够读出作者对宪政的无知外，同时可以看到他们对公民权利的反感与对限制权力的恐惧。透过这些反宪政的文字，我们看到他们因为反对宪政的一些形式与手段，而将宪政的本质抛弃，进而为否定西方世界创造出来的好东西，将人类的文明成果与价值理念彻底否定，直至抽空、否定《世界人权宣言》。所以反宪政必然走到反人权，更进一步走到否定《世界人权宣言》，最后他们必然会走到全人类的对立面。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今年5月以来，中国以《求是》、《环球时报》、《人民日报》为阵地而先后发表的一系列反对宪政的文章，掀起了中国对于宪政的大辩论。到目前为止，公开在官方全国性主要媒体上发表的反对宪政的系列文章有如下一些。

5月21日，《求是》属下半月刊《红旗文稿》发表了署名杨晓青的《宪政关键元素属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

5月22日《环球时报》发表一篇《“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的社论。

5月30日《党建》刊出《认清“宪政”的本质》，将主张宪政定为“就是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

5月31日《人民日报》也发了《西方那套理论不反映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一文，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角度亮明反对宪政的立场。

6月1日《求是》杂志发署名夏春涛的文章《思想西化，党和国家就会走上邪路》，将提倡宪政作为西化的代表，是要使中国走上邪路。

6月13日《红旗文稿》  （ 期号：2013/11   ）发表了汪亭友《对宪政问题的一些看法》一文，再次将宪政归结为是资本主义的统治工具，是为资本主义保驾护航的。

与官方如此密集反对宪政文章的出台相应的是中国民间一大批学者顽强坚守学术良知，在这种万马齐喑的环境下，依然发出主张宪政的声音。但是我们同时清楚的看到，这些主张宪政的文章都无法在官方媒体刊出，而只能在网络或其他非官方媒体发表。这就揭示了这次反宪政与维护宪政不是个理论探讨的问题，而是个政治宣示的问题。若是理论探讨，应该双方声音都可以在同一平台发出，而事实上却是主张宪政者根本没有官员媒体发声的平台。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这些官方公开的媒体表面以理论形式齐声声讨宪政的同时，从传播工具的角度来阻止宪政的努力也被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6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以对李殿仁中将采访的形式，发表了《微博——宣传思想文化的新阵地》，其中提出：“三股思潮尤其值得注意。一是政治上的宪政主义。按照政治学常识，所谓宪政，是以‘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三个要素为支撑，要害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取消人民民主专政，让中国政治与西方接轨。与我们党和政府所讲的‘落实宪法、维护宪法权威’根本不是一回事。一些所谓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把‘中国梦’解读为‘宪政梦’，利用微博阵地，网上网下互动，国际国内联手，试探新一届中央意识形态底线，负面影响极大。”另外还对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与历史上的虚无主义提出了批判。李殿仁中将谈话显然不仅是要批判三种思潮，他其实重点是要对传播思潮的领域——微博，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来发出占领的动员令。他明确指出：“正如任何技术进步都有两面性一样，如果微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微博进行思想文化渗透，甚至进行网络颠覆活动，微博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新阵地，对于国家政权安全、国防安全有重要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微博已成为与敌对势力较量的网络战场。”这种中将谈“网络战场”实在带有太浓的火药味道。

耐人寻味的是，在官媒理论上讨伐宪政，在传播领域上围剿宪政的同时，现实社会中就跳出公开要求对主张宪政者惩罚的声音。6月4日，中南大学教师孙锡良通过微博提出停止贺卫方党籍问题，他说：“北京大学现在必须做一件事：停止@贺卫方的党籍。理由很充分：贺要求中国必须立即实行宪政，不能再搁置下去，而且他又限定宪政完全与社会主义无关。在这种直截了当的表示下，@北京大学 还能无动于衷吗？ 共产党还要无动于衷吗？要么承认贺卫方正确，要么让贺卫方退出共产党，没有兼容性，我等结果！”虽然这招致了网络的一遍嘲笑与斥责之声，但这种直接针对宪政主张者要求权力介入来惩罚的行为，显然不是简单的个人意见。

这种官方主要媒体高度一致反对宪政，军方高级将领出来阻止宪政传播，大学教师出来指名道姓要求以开除党籍来惩罚主张宪政的个人等一系列事件，显示中国正进行着一场全方位、立体性、大规模从理论到现实对宪政的围剿。从种种迹象来看，这场围剿显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只要国人对中国大陆六十余年来的历次大规模政治运动还保持有丁点的记忆，那么这次反宪政风潮的深层政治背景就不言而喻了。

如果这仍然不能勾起一些人对政治运动的警惕，那么今年3月底以来全国大规模拘押公开要求人大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公民的行动，应该明确了时下政治权力的指向。这一切从舆论造势到将领发放，从个体跳出来公开指控到群体性逮捕镇压，无不显示出中国六十几年来定期的政治癫狂症终于又一次发作。至于这次将给这个民族带来多大的危害，目前尚难定论。

这场反对宪政的狂潮究竟起自何地？目前还是雾里看花，难以清晰。如果说这是中共新领导最高层的旨意，那么一个提出“权为民赋”，主张“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里”，公开宣示“尊重宪法”，反复强调严惩腐败的人，怎么可能反对宪政？而如果没有高层的主导，这股反宪歪风又怎么会如此强劲地大规模、全方位、立体性在全国展开？这的确是个极其矛盾而颇费思量的问题。

应该承认，所谓宪政的汉语表达，至今最经典的莫过于“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里”。近月以来，在如此大规模反宪政的文字中，实在难以读出一点对宪政的真正理解。那些将宪政定性为资本主义统治工具，甚至对主张宪政者扣上图谋颠覆国家政权的大帽的言辞，除了显示一脸的阶级仇恨与满脑的阶级斗争思维外，宪政的皮毛他们都没有摸到。其实宪政极为简单，就是一则保护公民权利，再则限制公共权力。这个对权利保护与对权力限制就是宪政的本质。而“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里”正是这保护与限制的形象而精辟的表达。当权力被关入笼子里时，就不能对公民权利造成侵害，也就保护了公民的权利；当权力活动空间以笼子为边界时，这就明确了权力的范围，限制了权力的肆虐。所以主张将权力关入制度笼子里，就是汉语表达上的经典的宪政。

其实那些所谓三权分立、多党轮替、代议制民主等等，事实上是人类至今所摸索到的一些实现宪政的手段或路径，它们既不是宪政的唯一途径，更不是宪政的本质特征。人类达成保护公民权利与限制公共权力的路径、方法应该有多条。正如一些国家没有宪法，却也实行了宪政，而一些国家虽有宪法却仍然远离着宪政一样。可以看到，宪法并不是宪政的必要与充分条件，那么三权分立、多党轮替、议会民主等等又怎么会是宪政的必须方式，甚至就成为宪政的代词？

应该说至今人类在三权分立、多党轮替等等治理社会手段上，都是个经验问题，也就是说，至今人类在探索保护公民权利与限制公共权力上证明有效的有这些三权分立、多党轮替等。但这并不意味这种三权分立与多党轮替就是唯一的，舍此别无他途的宪政治理手段。那么如果真心要探索保护公民权利与限制公共权力，途径与手段应该允许多方尝试。只是不管如何尝试，首先得明确对权利保护与权力限制这个目标。

从反对宪政的文章中，我们除了能够读出他们对宪政无知外，同时可以看到他们对公民权利的反感与对限制权力的恐惧。从汪亭友《对宪政问题的一些看法》一文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论述：“关于资本主义宪政的本质和实质，我们可以从资本主义宪政的经典文献《权利法案》、《美国宪法》和《人权宣言》中找到具体注解。这三部文献尽管时间上相差百年，内容表述和完善程度各不相同，体现的国情、历史传统以及政治制度等也存在差异，但它们确立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维护以资产阶级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维护以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为基本内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维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制度。在当今西方世界，不论哪一国的宪政都无一例外地规定或内含着这些原则和内容。西方宪政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代名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换了一种形式的表述。”

对于稍有人权知识的人，就会清楚《权利法案》、《美国宪法》和《人权宣言》等这些被冠以资本主义宪政经典文献的东西，其实是《世界人权宣言》的源流、基础，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人权宣言》的前身。1848年之所以联合国能够发布《世界人权宣言》，那并不是几个世界精英（其中也包括中国当时的外交官张彭春）一夜拍脑袋拟成，他们正是在这些《权利法案》、《人权宣言》等等各国先贤摸索总结出的对人类社会认识的成果上提炼、凝结而成，有些条文甚至就是这些被称为所谓资本主义经典文献的原样。如法国《人权宣言》第一条 “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与《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法国《人权宣言》第十条 “意见的发表只要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见、甚至信教的意见而遭受干涉”和第十一条 “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与《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等等，这一切都显示了这些所谓资本主义文献，其实内涵着诸多《世界人权宣言》的价值理念，它们为《世界人权宣言》的拟定提供着精神资源。难道我们今天因为反对宪政就能否定《权利法案》、《美国宪法》和《人权宣言》？如果我们否定了这些，那么《世界人权宣言》岂不成为无源之水，其核实价值何以成立？

从今天中国大陆反宪政者的文字中，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因为反对宪政的一些形式与手段，而将宪政的本质抛弃，进而为否定西方世界创造出来的好东西，将人类的文明成果与价值理念彻底否定，直至抽空、否定《世界人权宣言》。所以反宪政必然走到反人权，更进一步走到否定《世界人权宣言》，最后他们必然会走到全人类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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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催生中国彻底变革的根本力量是公民社会   6/19/2013作者: 沈信之

构建公民社会，就是要建立一个法治的制度，即通过宪政限制权力，驯服权力，制衡权力，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还要保障每个人的天赋人权，保障哪怕是晒太阳、上街喊口号和举牌抗议这些不受权力侵犯的与生俱来的自由。从历史上看，政府权力实质上也无法长期限制人的自由，即使人们失去自由，一旦有了条件，自由仍然会释放，照样会爆发出来，最终胜出，无人能敌。任何权力及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只能保障自由，而不能用来限制和剥夺自由，否则就将付出昂贵的代价。东欧的剧变，苏联的解体，都说明渴望自由的民心不可违，公民社会之路不可逆。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今天的中国，公民社会是正在构建中？还是根本不可能？构建之说显得乐观，不可能之说则太悲观。在中国大地上，我们总是要以乐观的态度对待现在和未来，因为中国目前最大的障碍，或称最大的“举国优势”，就是有一个独裁的党，一个狭隘的主义，一个专制的中央，一个至高无上的利益集团。可这样的局面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还能继续维持吗？

我们看到，缅甸和越南都正在改变，中国却依然在抗拒，没有政改，党内外的力量没有人敢撕开党派竞争的口子，党派不能竞争，就无法有大的改变，也不可能有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即文明社会、法治社会、契约社会。从全球文明史来看，公民社会是不可逆的，但中共一个党能够抵挡多久呢？

6月13日，习近平会见来自台湾的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提及两党建立政治互信。可到了微博上，网友就“发挥”一下：“吴伯雄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台湾和大陆都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中国的一个党派。哪个党派也不得将自己集团的利益凌驾于祖国和人民之上。我们希望能在大陆建立支部发展党员，也希望贵党到台湾发展党员。”这话不会是吴伯雄的原话，但所说却是不可逆的民心所向，即向往普世价值的民意。如果中国没有多党竞争、多元社会，一个党天下，一个维不稳的暴力维稳社会，是永远不可能迎来和平的，也只能陷入暴力循环之中，也从根本上毁灭任何构建公民社会的任何可能。

今天提出构建公民社会之说，则是看到今天的中国已经打开了市场经济之门，开了就无法关上，也无人关上，就有了构建的基础。市场经济的特色是如何合作，而不是如何竞争，如何合作涉及各方的利益；所以，中国构建公民社会，就要在合作与竞争中学会如何建立好的制度，公民社会的特色是自由和法治，只有法治、政治民主和共和，才能有条件保障社会福利，保障人权，这些价值都是普世价值的精髓，今天的公民都要学习到手，从言说和实行。对于执政者来说，更应该学习好。

构建公民社会，就是要建立一个法治的制度，即通过宪政限制权力，驯服权力，制衡权力，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还要保障每个人的天赋人权，保障哪怕是晒太阳、上街喊口号和举牌抗议这些不受权力侵犯的与生俱来的自由。从历史上看，政府权力实质上也无法长期限制人的自由，即使人们失去自由，一旦有了条件，自由仍然会释放，照样会爆发出来，最终胜出，无人能敌。任何权力及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只能保障自由，而不能用来限制和剥夺自由，否则就将付出昂贵的代价。东欧的剧变，苏联的解体，都说明渴望自由的民心不可违，公民社会之路不可逆。

当然，眼下看处处充满社会危机的中国，说明一个试图控制全社会的政权到了末期，所控制的区域虽然越多，但实际能够控制的却非常之少，这里面就有这样的公民社会的区域在壮大。公民社会的主要群体表面上看是自治自主的那一部分人，其实每个人都参与在其中，比如“柏林墙”之内，谁有自由？一旦“柏林墙”倒了，谁人不受益？在中国，包括商人阶层，包括知识分子，包括律师及民众社团的自由职业者，尤其是其中的商人阶层，都是社会中坚力量，他们除了谋求自身利益之外，在经济资源支配方面是真正能够自治自主的，在构建市民社会方面也是能够参与的，这个群体就是壮大市民社会的基础。商人阶层、知识分子和律师等自由职业者，还被称为为中产阶级，这部分人一旦释放出参与管理社会的正能量，那可以预期的市民社会就有了雏形并逐渐形成规模。构建市民社会，需要这样的人率先站出来。

对于构建公民社会的未来，我们理当充满信心，而不是悲观失望，失去信心，我们还应该看到公民社会不单单是一种期望，一种社会形态，还是一种无比健康的思维，因为中国不单单是掌握权力者的中国，还是每一个公民的中国，人们有使命维护有序的社会秩序，有责任驯服政府，有参与自发管理社会的热情。

中产阶级参与管理或治理社会，对于试图控制全社会并始终不得力的专制政权来说必然是此长彼消，因为中国最近十多年一直在推进城市化，人口大部分都集中在城市或城镇，在一个经济主导的时代，专政权力并不能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彻底有效控制社会了，那时只要通过控制粮票就能控制住人群，人员也不可能流动，尤其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流动，城乡之间的流动被彻底限制，现在乃是经济主导社会，人员流动无法控制，市民社会的特色就是包容和接纳各种人群，社会团体和社会群体无处不在，无处不生，无论城镇居民，还是乡村人员，认同公民社会的群体都可以一起努力构建公民社会，而那个专制政权所控制不了的社会群体，就是公民社会所要吸纳和覆盖的社会群体。

如果说2003年孙志刚因为晚上外出上网突遇查暂住证而死于非命算作中国公民社会初始元年的话，到今天也不过十个年头。这十年公民社会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一方面得益于互联网的普及，互联网将中国与世界联合在一起，中国进入一个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交流频繁、交易成本减少、速度翻倍的互动时代，互联网时代是技术进步保障下的文明传承、文明互补时代，互联网的特色就是开放，技术进步的最终目标不是封锁、垄断，而是信息的分享，技术的分享，自由的分享。中国五六亿网民已经无国界，信息和技术的分享将带来思维的变革，社会的变革，以及社会实践的变革，甚至加速中国未来全社会变革的速度。另一方面就是城市化快速推进，按照这一速度，以三十年一代人成长的时间，从2003年到2033年，中国的公民社会将会以惊人的方式出现。乐观一点，或许不到2033年，中国公民社会就已经深入人心，就像初熟的果子一样展示出来，那时无论是更换政府、领导人下台，还是新生几个党，消亡几个党，都是公开的，也不再有宫廷政变了，也都不会引起天下大乱了。

构建公民社会，需要时间，人们需要期待，更不要停止脚步。看过往的历史，时间最有发言权，人们被奴役的时间越长，对公民社会的渴望就越强烈；国门越是封锁，人们对专制社会的认识就越深刻；没有互联网的中国，专制控制社会的时间会更长，虚幻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就越容易忽悠人，欺骗人。一旦国门打开，一旦市场经济开放封闭的经济，一旦互联网可以分享全球信息和普世文明、普世价值，互联网的推波助澜，使原本被奴役的涣散的人心逐渐被重聚，公民社会就会萌芽出土，培育成长，以至于按时候结果子，以及瓜熟蒂落。如果这一过程不少于三十年，或者需要六十年，或者一百年，也不要着急，因为专制建立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专制倒台也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苏共历时七十余年垮台是注定的，但却不是在最残暴的斯大林时期垮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旦专制垮台太快，也不能一夜之间进入真正的公民社会，人们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看见司法独立、宪政民主鲜花满园。这一过程，需要每个人乐观并积极地参与和建设，因为公民社会所带来的自由，不是某些人的自由和福利，而是每个人的自由和福利。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每个人都不可缺少各自对构建公民社会的准备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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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曾经，我有一个最卑微的请求：2011年3月1日 星期二

如果，我是一个农民，能不能我的孩子不用再做农民？如果我有一份责任田，能不能我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如果你想征收我的责任田，能不能给我基本法律依据？即使不能给出依据，能不能按照国家标准给我补偿？如果不能按国家标准补偿，能不能把补偿款全数给到我手里？如果不能全数给到我手里，能不能等田里的庄稼成熟收成后再征地？如果，无论如何我都不同意，我能不能不用死在车轮底下？

如果，我能够进城谋生，你能不能不叫我“农民工”？能不能让我的孩子不用上“农民工子弟小学”？即使要上“农民工子弟小学”，能不能不因为需要减少城市流动人口而要拆掉我孩子的学校？如果不用上“农民工小学”，我的孩子能不能和城里的孩子給一样多的学费就能上一样的学校？

如果，我只是一介布衣，你能不能不随便在路上把我截停来查我的身份证？即使要查我的身份证，万一我忘带了，能不能不带我到看守所？即使把我带到看守所，能不能不要叫我的家人带钱来赎人？即使没叫我爸妈赎人，能不能不要殴打我？即使要殴打我，能不能不把我打死？

如果，我有一所祖传下来的房子、一所我辛苦赚钱买回来的房子、一所我一砖一瓦砌起来的房子，即使你需要用我房子下面的土地，你能不能和我商量一下房子的价钱合理补偿后再拆我的房子？即使不能商量，能不能按照房子的市价购买我的房子？即使不能按市价购买我的房子，能不能不趁我不在的时候扒掉我的房子？即使不能不扒我的房子，能不能不要找人来打死打伤我后再拆房子？即使当我不得已往自己身上浇满汽油点燃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说我是暴力抗法？就如梁文道所说，“好，就算你不能保证老百姓的住所不被强拆，起码你也该留道气口，让他们去上访投诉吧。如果你连上访都不准，可不可以不要强奸那个跑来上访的女孩呢？如果你的人非强奸她不可，能不能至少让那个女孩去报个案呢？就算做做样子也行吧？万一这女子太过害怕，找人陪同壮胆，能不能不捉那个陪她的善心人，说他是‘聚众滋事’呢？如果你真得抓这个人，至少让他见见家人和律师好不好？”

如果，我是一个小摊贩，那怕锅里只是几根煮熟的苞米，你的城管能不能不随意来取缔我的小摊子？即使要来取缔我的小摊子，能不能不要随意掀掉我的摊子、踢飞我的铝锅，没收我的板车？如果非要掀掉我的摊子，能不能不要把我按在地上痛打？我只想赚两餐温饱，给子女攒点学费。

如果，我是一个民办教师，你能不能不让官员的子女充斥学校而给我一个经过考试转正为公办教师的机会？当我面对村里的孩子叫我一声“老师”的时候，能不能让我不用再低头慌张躲避？如果我是一个复退转军人，能不能按照当初的承诺，给我一份工作，那怕是单位里保洁、保安、开车等最低收入的工作？如果我是国有银行的下岗职工，能不能不用低得可怜的数额买断我的工龄，起码让我有再谋生的资本与可能？如果我只是一个下岗工人，能不能让我微薄的退休金增幅赶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如果，我是一个家庭教会或是法轮功的信众，你能不能让我有一个公开颂主的机会？即使不能给我一个公开的场合，能不能让我能私下在家里聚会？即使不能让我在私下聚会，能不能不隨意闯到我的家里把我抓去拘留劳教？即使要把我抓去拘留劳教，能不能不虐待我？即使虐待我，能不能让我避免“躲猫猫死”“睡觉死”活着走出劳教所？

如果，我是一个大学生，你能不能不要收那么高的学费？父母二三十年的积蓄，才勉强够我一个人上学。即使如果不能降低学费，能不能不把我当猪养赶到郊外的大学城？即使把我赶到大学城，能不能不要收那么高的住宿费用？即使要收那么高的住宿费用，能不能不要收那么高的电费水费？还有，即使要按比例抓人挂科，能不能不按学分收费重修？即使这一切都不能如我所愿，能不能让我在每星期天下午自由走出校门？如果我毕业走出校门，能不能不要让我马上失业？即使我马上失业，能不能让我能群租一起寻找机会？

如果，我只想吃碗饱饭，你能不能让商家不要在我吃的东西里头加地沟油、加吊白块、加苏丹红、加甲醇、加毛发酱油？大人也就罢了，能不能让商家不在在我的孩子奶粉里加三聚氰胺，能不能在我的孩子的奶粉里面加皮革蛋白粉？即使孩子被毒害而疾病缠身的时候，能不能给我必补偿？即使不能给补偿，能不能让我通过法院寻求公正？即使不让我去法院寻求公正，能不能不把我抓起来判刑？即使要把我抓起来判刑，能不能不要强迫我认罪，即使我被迫认罪。能不能不让我消失于人世？

如果，我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你能不能不强制抓我去上环？如果我有一个孩子而又怀孕的话，能不能不拉我去强制堕胎？如果我生完两个孩子，能不能不强行拉我去结扎？如果我躲在外面逃避计划生育，能不能不拉我的家人去学习班？即使不拉我家人去学习班，能不能不拉我的牛、挑我的粮食、揭我家的瓦？

如果，我想说两句话，你能不能不强加我造谣诽谤煽动颠覆国家的罪行？即使要强加我罪行，能不能按法律程序通知我家里人？即使我被控制了，能不能不去吓唬我家里的老人小孩？即使不能通知我家里人，能不能让我请律师、让我的律师会见我？即使要强行开庭，能不能让我的家人参与旁听？即使不能让我家人旁听，能不能让我的律师传唤证人出示证据充分答辩？即使你强行判决了，能不能让我的家人定期会见我？

可是，没有如果。经过很多年，我已经绝望地发现，连我最卑微的请求，都不能得到满足。以前，我会说，请你帮帮我，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会告诉你，我不要你的帮忙了。

以前，我从无尊严地乞求我想要的生活，但现在，我清楚我需要有尊严的活着，没错，就是两个字：尊严。我的尊严，不需要你的施舍，我的尊严，就在我的脚下，在每个星期天下午两点的街头。

你给或不给，诉求都在这里，不屈不挠。


我们要吃饭
我们要工作
我们要住房

我们要公平
我们要公义

保障私有产权
维护司法独立

启动政治改革
结束一党专政
开放报禁
新闻自由

自由万岁
民主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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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华夏：中共“18大”与苏共构架之比较（中）——苏共顶层设计导致苏联刹那“灭亡”中共怎样避免  作者: 华夏

不管是从法源还是从一个国家的政治规则来追溯，中国共产党都没有任何“合法性”的根源。它从1949年10月1日建国、63年至今能够执掌国家政权，完全延续了苏共苏维埃党制设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团，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纪律委员会，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党校等等全部来自于苏共苏维埃的组织构架。这种以党治国、以党代政的政治制度面临着各种自身无法克服的危机和挑战，迟早会被觉醒的人民淘汰。
华夏（北京）


【世纪新论】
人类的任何设计都是生死攸关重要。一如汽车总体设计出了问题，那么就可能车毁人亡；一如一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设计出了问题，那么就可能殃及成千上万的人们；一如天上飞的飞机设计有重要问题，那么肯定会机毁人亡；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倘若一个国家从高层、到中层、再到底层设计构建有根源问题，那么国家就会政息国亡。苏联，就是从党派、到国家的顶层设计出了根源的问题——没有任何人民（公民）、举手的支撑、站队支持而遭遇举世空前之败，所以成了历史刹那的往事。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的总体设计，师从苏共苏维埃，苏联已亡去20多年，中共依然能按苏共的总体设计来运行下去？

苏共组织结构设计有两个致命要害：（一）、苏共没有绝大多数人民（公民）的“举手”、站队的广泛支持，苏共中央是被悬在空中的最高统治者，囿此而一夜之间就天翻地覆。同样：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有谁、有绝大多数人民投过他们一票？（二）、是苏共没有人类大自然生态环境的竞争机制建树，一如当年奥巴马与希拉里那样总统选举竞争，有庞大选民（人民、公民）的举手、站队浩浩荡荡的支持，苏共却没有任何人民（公民）的支持，长此以往苏共中央就没有了任何活力，就几个人决定国家的所有，又没经过人民（公民）举手的授权，用进废退，又没有优胜劣汰、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生态环境，人类何以继续存在下去……今天中共8200万党员（将12.7亿人排除在外，中国到2011年末总人口13.5亿，中共党员约占中国总人口的6.8%）、以及所召开“18大”党代会的形式结构也完全来源于苏共苏维埃，以及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组织构架等都完全来源于苏共苏维埃——是一种完全架空、空中楼阁是组织构架，没有任何人民的举手、站队支持。

（C）、中共组织构架

中共“18大”——中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来自省、市、区等2270人代表，要选举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委员205多人、候补委员171多人），由376多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选出：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主席、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书记等。然后下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联络部、中央党校等中共中央系。

中共中央顶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8届），又分三个层次：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7人；
中央书记处书记：7人；
中央政治局委员：25人。
这最顶层设计、组织结构、产生等，都完全沿续苏共苏维埃100年前的设置及运行方式。

第18届中共中央组织结构图（资料③）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习近平　李克强　张德江　俞正声 刘云山　王岐山　张高丽
中央政治局委员：
习近平　马　凯　王岐山　王沪宁　刘云山　刘延东　刘奇葆  许其亮　孙春兰　孙政才
李克强　李建国　李源潮　汪　洋  张春贤　张高丽　张德江　范长龙　孟建柱　赵乐际
胡春华  俞正声　栗战书　郭金龙　韩　正
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　刘奇葆　赵乐际  栗战书　杜青林　赵洪祝  杨　晶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    副主席：范长龙　许其亮
中央纪律委员会书记：王岐山　
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孟建柱
中央组织部部长：赵乐际
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奇葆
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
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

经历史考证查得：苏共从1921年起就一直设有：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主席团，书记处，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德国纳粹希特勒政府中也设有宣传部和党卫军组织部）、中央组织部等，且这些中共系组织全盘拥有和占用国家所有政治资源、经济资源、财富之源、社会资源等等。而近200年来全球所有法治国家（公民一人一票“举手”选出政府。包括21世纪新成立的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埃及、利比亚等国家都是一人一票直接选举。而中共、“人大”都是7级选举构架：中央委员3级，由全国委员选举出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选举最高顶层，及书记、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政治委员。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政协主席、副主席。全国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委员4级，由地市级选出，地市级有县区级选出，县区级有乡镇级选出，最底层是村民委员会、街道居委会）都没有这样的机构，也不为任何党派组织提供任何国家的财政经费，更不能享受国家的政治资源、济资源等，让党按人类大自然规则那样自生自灭。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中央政治局常委、到政治局委员构架，到中共组织部、宣传部构架，到省委、市委、县委、直到党支部等都完全源于苏共构架；特别是中共上级向下级层层向下派遣制，没有任何合法性可言，延续苏共长期一贯制下派，一如薄熙来由中共中央下派一样。

中共《党章》届届修

谈到“十八大”要修改党章的问题，有评论感慨地说，这已经是第N次修改党章了，从1969年“九大”起就在不停地修改党章。“九大”要把林彪接班写进党章而修改党章，到1973年“十大”要把林彪拿掉所以不得不修改党章。到1978年“十一大”又修改党章，接着是“十二大”，“十三大”修改党章，“十四大”，“十五大”修改党章，“十六大”，“十七大”再次修改党章，“十八大”又要修改党章了。象美国《宪法》200多年未动，只有少数几次增补修正案。

不要总是说什么这是适应时代的变化所以修改党章，只能说中国执政党一直缺乏相对稳定的政治理念，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一个党章管不了5年就要修改，这正常吗？中国社会为何总是动荡不止，就连党章都是动荡的，因此，只要中共不承认“普世价值”，党章就会永远无休止的修改下去，这是中共党史的必然规则。一个合法、由人民（公民）为它站队、顺应人类大自然的政党能是这样吗？

中共“政治局”之变局

自中共十二大起，历届政治局委员会组成人数不一，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并且呈现出两个趋势：1982-1987为下降，1987-2007为上升，其中1987为最低点。众所周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分为三个层次：常委（5-9人），书记处（6-9人），委员（17-25人）。这种构架有致命的要害：如苏共历史上的“大清洗”，中共历史上的十数次路线斗争、文化大革命、大跃进、三反五反、六四等等，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启动后选出的第一届政治局，1982年选出的第十二届政治局规模基本延续了改革开放前的惯例。不过，随着改革的推进，在1985年的调整中，一大批老同志退出领导岗位，政治局委员人数从25人降至20人；及至1987年中共十三大，随着改革进一步推进、尤其是邓小平所提的政治体制改革向前迈进，政治局委员数大幅降至17人，与1982年相比下降32%。

不过，经过1980年代末的政治变迁，于1992年选出的第十四届政治局委员会组成人员则增至20人，在同样由江泽民任总书记的第十五届政治局中，组成人数进一步增至22人。2002年，胡锦涛当选中共总书记，中共制度化进一步向前迈进。由胡领衔的第十六届政治局，委员人数保持为22人。不过，在五年后选出的第十七届政治局，总人数又反增至25人，而且不设候补委员，25人均为具有同等投票权的委员。至此，中共政治局委员人数经过一个轮回，再次回到了1982年的水平，均为25名委员。

有分析认为，1982-1987年的下降周期，体现了小平同志所主导的改革进程；而1987年之后的上升周期，则是改革、尤其是经济社会领域改革逐步推进后，各种社会利益不断分化在最高政治权力层的体现。“更多元的利益需要更多样的权力代表”，在最高权力层增加代表人数，就成了一个历史逻辑的选择。政治局，是中共、苏共一小撮人的权力中心，是标志性“人治”的结晶，更是一个最顶层的“非法”组织。

地方书记空降、入“政治局”

中共各省、市、区委书记，一直是中共中央下派任命的，薄熙来就是这样来到重庆，没有任何人民（公民）的合法程序。在由毛一手设立的单一制中共国家制度框架下，中共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遵循“地方服从中央”的基本政治规则，在中央高层的权力架构中难见地方官员的身影。不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推进，地方凭籍强大的经济、社会资源，其在中共中央的政治存在感益发增强。在中共的权力架构中，这种存在感就体现在地方大员“入政治局”——成为中国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的一员。

地方大员“入局”（政治局），始于1987年选出的中共第十三届政治局。是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四名地方大员进入政治局，将近占据中国最高权力层的四分之一。有政情分析人士认为，在当年小平同志推动的体制改革之中，改变政治权力过分集中现象是一大重点。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提及“要进一步下放权力”、“（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逐步划清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做到地方的事情地方管”，由此为地方大员入局提供了政治依据。

徇此依据，在随后的历届政治局中均可看到地方大员的身影。截至第十七届政治局，得以“入局”的地方大员主要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山东、新疆、四川、湖北、重庆。其中，自1987年的江泽民和李锡铭后，北京、上海两市书记每次均“入局”；天津方面，李瑞环及其接任者谭绍文两人均先后“入局”，不过谭因病于1993年3月去世，中央安排仅为中央委员的林业部长高德占接任。张立昌于1997年8月，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两个月，接任天津市委书记，但张并未顺时“入局”。直至五年后的中共十六大上，张立昌得以进入，其接任者张高丽于2007年“入局”。

除了京津沪，其余省份大员“入局”并未呈现可遵循的规律。在广东，书记“入局”始自谢非，随后的李长春、张德江、汪洋均得以“入局”。四川、湖北的情况较为相似，分别自1987年的杨汝岱和2002年的俞正声之后再无书记“入局”。山东则有姜春云和吴官正分别于1992年和1997年“入局”，其余书记未能进入。新疆书记“入局”与被港媒称为“新疆王”的王乐泉有一定关系：王自1991年以山东副省长身份调任新疆自治区区委常委、区政府副主席，三年后即出任新疆自治区书记，至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时，已为老资历的新疆书记，因此得以“入局”。在王于2010年调离新疆后人中央政法委副书记，中央安排身为中央委员的张春贤为其继任者。

而在重庆，直辖15年来共经历六名书记，但书记“入局”则仅始于5年前的中共十七大。在十七届一中全会上，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和时任商务部长薄熙来同时进入政治局；十七大闭幕仅一个月之后，薄熙来即接替汪洋出任重庆市委书记。在薄于2012年3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撤职后，中央安排同样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张德江接任。

上梳理可发现，除北京上海书记“入局”最为稳定、天津广东书记“入局”相对稳定外，其余省份书记“入局”并非定局。有接近中共高层的消息人士分析，截至目前，中共并未形成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的固定模式，地方书记入局与否更多与书记本人的政治资历、或该省份在当时的特殊战略地位有关，是中共“人治”的必然产物。

中共历次政治局常委（资料④）

中共1大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 3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

2大
1922年7 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南成路辅德里 625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当选为中央委员，邓中夏、向警予当选为候补委员。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3大
1923年 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后因谭平山调任驻粤代表，9月补入王荷波）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罗章龙为会计。其余4名中委分派：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湖北、朱少连驻湖南。中央局下设组织、宣传、妇女等部门，毛泽东负责组织，蔡和森、罗章龙、瞿秋白负责宣传，向警予负责妇女工作。

4大
1925年1 月11日至22日，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共9 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候补执行委员5 人：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五人组成中央局并驻中央局。

5大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7 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4 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4 人（后又增补李维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继续被选为总书记。周恩来为秘书长（未到任前，由蔡和森代理）。

6大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包括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7名正式委员和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7名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5名正式委员和李立三、徐锡根、杨殷3名候补委员共8人组成。向忠发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20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常委的分工。周恩来任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和森任宣传部长，杨殷任军事部长，苏兆征任工委书记，李立三任农委书记，张金保任妇委书记。
7大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大会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康生、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高岗、张闻天、彭真15人组成主席团，选举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

8大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邓小平，组成中央政治局6人常务委员会。

9大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委5人：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
政治局常委的主要任职：毛泽东：中央军委主席，林彪：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周恩来：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康生：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10大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按姓氏笔画为：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的主要任职：王洪文：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叶剑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主持)；国防部部长；李德生：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沈阳军区司令员；朱　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春桥：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总政治部主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董必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73年3月复出的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批准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这样，政治局常委一增一减，仍为9人。

11大
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组成中央政治局5人常务委员会。
政治局常委的主要任职：华国锋：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叶剑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邓小平：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总参谋长；李先念：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东兴：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八大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陈云时隔十余年后重进政治局常委，并当选为新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增加政治局常委人数，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

12大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6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
政治局常委的主要任职：胡耀邦：中央总书记；叶剑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委主任，全国政协主席；赵紫阳：国务院总理；李先念：主持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工作(1983年6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陈云：中央纪委第一书记。

13大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5人：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
政治局常委的主要任职：赵紫阳：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李鹏：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3月在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总理)；乔石：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胡启立：中央书记处书记；姚依林：国务院副总理。
1989年6月，十三届四中全会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选举江泽民为中央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免去胡启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为：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

14大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7人：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
政治局常委的主要任职：江泽民：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1993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李鹏：国务院总理；乔石：中央党校校长(1993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瑞环：(1993年3月在政协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朱镕基：国务院副总理；刘华清：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中央书记处书记。

15大
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7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
政治局常委的主要任职：江泽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李鹏：国务院总理(1998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镕基：国务院副总理(1998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总理)；李瑞环：全国政协主席；胡锦涛：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1998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副主席)；尉健行：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书记，全国总工会主席；李岚清：国务院副总理。

16大
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
政治局常委的任职情况：胡锦涛，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吴邦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温家宝，国务院总理；贾庆林，全国政协主席；曾庆红，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黄菊，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吴官正，中央纪委书记；李长春，中央精神文明委主任；罗干，中央政法委书记。

17大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

中共“18大”“末代皇帝”

2012年10月16日中共党媒《求是》杂志，发表署名秋石《奋力把改革推向前进》的文章，文章认为：中国正站在一个历史的门槛上，中共领导人必须在政改或“死路一条”之间作出抉择。评论人士认为《求是》文章为十八大定下基调，认为中国正站在一个历史的门槛上，中共领导人必须在大胆的政治改革及不改革既“死路一条”中进行抉择，一些评论人士将此解读为给即将上台的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的直接警告，也是对十八大定下基调。但于11月8日召开的“18大”，胡锦涛报告并没有知之中共体制乃至苏共苏维埃组织构架的这种无本之木，没有任何人民性（公民）可言，还是延续中共几十年来一直空喊的：特色社会主义、高瞻远瞩、振奋人心、反腐败生死存亡等。

7月23日胡锦涛在中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讲话中“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有所不同，《求是》的文章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加自觉地解放思想，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未来将继续依靠它，停滞或回头都将是死路一条”这篇文章还认为迫切需要改革的领域包括改革政治制度、官僚体制及城市规划，税务和社会福利等。

研究中共党史50多年的学者认为：对胡锦涛执政期间，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批评愈加公开，上个月，中共中央党校报《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点评“胡温执政的政治遗产”，指胡温执政期间存在许多问题，包括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推进不力。有学者认为“五年看改，十年看埋”，如果新的领导核心在五年内，能够从实质上启动改革，中共的统治或许还有希望；如果不启动，最终的命运可能就是与苏共一样被历史淘汰。

“他们可能象胡锦涛一样拖下去”。曾任职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学者姚监复向表示，习仲勋作为比较开明的中共前领导人，积累下一定的影响力，从而使很多人对习仲勋之子习近平抱幻想及希望，但透过习近平目前之表现，包括他在2011年参与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他对“三大改造”、“反右派”、“文化大革命中的经济发展”均持肯定态度，包括他近期的报告也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作风”，姚监复认为习近平是中共集团利益而非公众利益的维护者。姚监复认为中共应该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改或不改中共都面临着崩溃局面：“他不改，整个共产党的朝代会结束，但是一改，共产党也面临着垮台，因此他们希望拖，就象胡锦涛一样拖一站，算一站”。

“胡锦涛为习近平套上枷锁”。中共“党代会”历史上的“1大”到“18大”都没有任何“合法化”的国家基础与公民的“合法性”原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1日诞生，到1949年“暴力革命”夺取政权，63年至今，中国共产党依然是“暴力革命”“暴力执政”的形式，从来也没有取得任何占绝对人口51%的大多数的“合法性”。即便是中国共产党“暴力革命”成功后至今的63年，又何时取得过国民51%以上的支持、用户？而今的中国共产党，政治格局及各派力量，都进入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四世同堂”、“老人政治”、“红二代”的中国权力博弈之中，没有取得中国12.7亿中国公民的“举手”“是”与“否”、这个国家公民的“合法性”。

分为胡德平为代表的宪政民主派、刘源、刘亚洲等主张扭转社会腐败和不公进行改革的国家主义者派系和掌控中国经济命脉的权贵资本拥有者。胡温统治下的10年，中国从威权主义的一党专制变成了党更加高度集权、一统垄断、稳定高于一切的刚性极权主义。胡锦涛的十八大报告为习近平套上了三重枷锁“路线、组织、军事”——而独独没有来自人民认同的任何“合法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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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宪政制度里的民主与共和   作者: 李对龙   6/27/2013

从广义民主概念的角度而言，宪政的确是一种民主的制度。但以更能体现民主本意的狭义民主概念而论，民主只是宪政的要素之一。支撑起现代宪政厦宇的不只有民主，还有其他要素，比如与民主相互包容、相辅相成的共和。在公民普选权的基础上行代议政治，权力分而立之、相互制衡，以宪法庄严宣示，以法治为轨道，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为目的，使民主与共和、平民与精英之间达到尽量恰当的平衡，民主不至于导向平民狂热，共和不至于形成精英独断，尽可能实现政府的良性运转，此即宪政。期望不远的将来，在中国大地上，民主与共和激荡融合，以法治为轨道，保障人权与自由，实现中国的宪政之梦！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去年我曾预测，继“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人权”等移花接木的“中国特色”概念出现在官方的宣传手册上后，在新一届政府任期内，“社会主义宪政”也将粉墨登场，成为又一个混淆视听、为越来越严重地陷入理论危机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模糊化辩解的“浆糊概念”。

但就在新任魁首态度捉摸不定之际，作为刀笔吏的反宪政派却突然跳出鼓噪一番，最近官方媒体接连刊出《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认清宪政的本质》等文章，旗帜鲜明地亮出底牌，明确认定宪政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与人民民主专政及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相悖，实行宪政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中国不需要宪政。对于“反宪派”的观点，网络舆论迅速予以批判，不过支持宪政的声音也并非和谐，有认为中国应彻底实行西方宪政的“西宪派”，也有认为中国应走社会主义宪政道路的“社宪派”。

我注意到，无论“反宪派”还是“西宪派”、“社宪派”，大都接受毛泽东于1940年的演讲中对宪政所下的定义：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这是毛泽东在革命时期为呼吁国民党实行宪政所作的阐述，也是中共在夺权后背弃的诸多政治承诺中的一个。

西方近代争取国家主权和人民权利的过程中，“民主”这一概念终于扬眉吐气，从被指斥的暴民统治一跃成为毋庸置疑的理论基石和政治正确，从此人们习惯于以民主来指称一整套现代主流政治制度，我称其为广义的民主概念。于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没有任何理论是作为反民主的理论提出。对反民主的行为或态度的指责经常是针对别人，实干的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都一致强调他们所捍卫的制度和鼓吹的理论的民主性质（麦基翁：《紧张世界中的民主》）”。正因为民主概念的正确性和包容性，毛泽东才可以堂而皇之地把“民主”和“专政”捆绑到一起，前头再冠以作为民主基石的“人民”，创造出“人民民主专政”这个奇葩的概念，在汉语语境下产生了不容置疑的强悍宣传效果，以至于今天都有人藉此向宪政发难。

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指出，民主越是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我们就越有可能因为众说纷纭而彻底陷入概念混乱之中。民主的本来含义是“人民的权利”、“多数人的统治”，在这部为民主正本清源的著作中，萨托利说：以公民亲自参与政治决策为基础的直接民主，只能导致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和权威贬值的政治后果。现代民主只能是“被统治的民主”，即作为统治者的少数统治被统治的多数这一既定事实下的民主。其关键不在于被统治的多数亲自掌握和行使政治权力，而在于有效制约统治的少数，这样才能防止个人独裁。为实现民主的目标，最基本的前提是确保公民的个人自由，首先是政治自由，从而防止民主走向自己的反面：多数专制。因此，没有政治自由的民主根本就不是民主！

如何才能确保多数人的政治自由从而有效制约统治的少数？答案就是一人一票、公民定期普选制度的落实，这是民主在现代政治制度中的根本体现。因此，狭义民主就是普遍选举，没有普遍选举或选举被人为地控制、操纵的社会就没有民主！由此而论，从广义民主概念的角度而言，宪政的确是一种民主的制度，但以更能体现民主本意的狭义民主概念而论，民主只是宪政的要素之一。支撑起现代宪政厦宇的不只有民主（狭义民主，下同），还有其他要素，比如与民主相互包容、相辅相成的共和。

共和思想和民主思想一样源远流长。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认为，古希腊城邦最普遍的政体形式是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但前者形成个人独裁，后者导向多数专制，都无法使城邦长治久安。现实中最好的政体形式是平衡城邦内各阶层势力、综合其他政体优点的共和政体，这种混合均衡思想是共和主义的最初体现。

平民政体是直接民主的展现，全体公民直接参与、掌管国家事务，这只在古希腊的城邦里现实地存在过，看上去很美妙，但绝对平等下民众集体狂热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最终使城邦败落，这是直接民主永恒的悖论。雅典城内集体参政的公民做过的在思想史上最著名的事，就是以极其民主的方式处死了宣扬新思想的苏格拉底，自此多数人的暴政成为最令思想家们痛心疾首的民主悖论。当时目睹老师被处死的思想青年柏拉图从此失望于现实政治，开始了关于“哲人王”的乌托邦畅想，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以务实而中庸的态度初步阐发了共和思想。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两千多年后另一个乌托邦狂想却立足于直接民主所产生的集体暴力效应，贻害世界。

近代以降，人民成为对抗君主独裁、建立现代国家的重要力量，卢梭系统阐释了人民主权思想，其后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予以庄严宣告并落到实处，民主自此趋向正面含义。但是，巴黎公社硝烟四起，大革命后法国的动荡给有识之士们敲响了警钟：多数人未必总是正确的，并且极易被阴谋家操纵，在集体狂热中失去理智，那个民主的永恒悖论随时都可能肆虐，带来无法控制的暴力与血腥。如何才能避免悖论、使民主体制良性运转？——大洋彼岸，正迎风飘扬的星条旗给出了答案。

在民主思想红火的同时，倡导平衡的共和思想并未埋没于故纸堆，而是更平稳、务实地进行着切合时代发展的创新——分权制衡、代议制应运而生，这是现代共和思想的直接体现，被美国制宪者们采纳并践行之。在公民普选权的基础上行议会政治，此为间接民主，权力分而立之、相互制衡，以宪法庄严宣示，以法治为轨道，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为目的，使民主与共和、平民与精英之间达到尽量恰当的平衡，民主不至于导向平民狂热、共和不至于形成精英独断，尽可能实现政府的良性运转，此即宪政。因此，美国政制的成功并不在于对民主无节制的溢美和强调，而是在民主共识的基础上，通过精细的纵向和横向分权与制衡，使政府平稳运转，其后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使美国宪政制度步入正轨——民主与共和平衡并包容，对抗共同的敌人：专制独裁。

但是，在宪政道路之外，仍有一些人紧抱直接民主政治正确的大腿，宣扬集体暴力以夺权，然后建立易于操纵的一言堂议会，行一党独裁之实，此即那另一个乌托邦狂想：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很明显，当今中国有共和之名却无共和之实，人民民主专政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民主之名却无民主之实，纵使赋予其民主之实，绝对的直接民主之下议会不受任何制约，多数专制将无可避免。王天成在《再论共和国——一次夜半对话》中将此称为间接纯粹民主，他指出，间接纯粹民主论者在主张极端的议会民主时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其一，把民主置于自由之上，忘了始终应以自由为目的来设定民主；其二，犯了一个出自想象的天真错误，即以为“议会做主”就是“人民做主”，从而将他们顶礼的人民的“神圣性”也一并赋予了人民的代表。虽然将议员定义为人民的代表，将议会视为民主的一个象征，赋予代表传达民意的某种责任，是有相当的依据和可取之处的，但还应该看到，代表毕竟不是人民自己，代表机关也是政府的一个部门。代表并非总是“代表”人民，代表机关也会错误地背叛民意，有时还会受到野心家的操纵。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宪政的确与人民民主专政水火不容，“反宪派”挑明问题、承认这一点，倒是值得“表扬”；“社宪派”的社会主义宪政观点，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一党专政之下又岂有宪政？现实中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官方为模糊矛盾、拖延时间生造一系列浆糊概念，有些人却还当佳肴吃得津津有味！

应抹除宪政身上的社会主义浆糊，拥抱本真的宪政。宪政并非无端空想，而是直面现实的制度建构，没有完美的宪政只有不断完善的宪政。宪政及作为其构成要素的民主、共和、法治、人权、自由，它们并不分东方或西方、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制度创设应立足于现实权衡，撕下狭隘的地域和意识形态标签，只要于民于国有益，管它东西南北、姓甚名谁都可践行之，这是政治变革上的“黑猫白猫论”，当然绝不再是“不讨论”的鸵鸟策略，而是摆明问题、寻根究底，在讨论中辨明一切、寻找出路。宪政无非是合理融汇各种恰当要素的制度，在其框架内一切皆可论辩，有效就可践行，保护多数人同时也尊重少数人。

我期望不远的将来，在中国大地上，民主与共和激荡融合，以法治为轨道，保障人权与自由，实现中国的宪政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