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派斗爭可能由香港曼延其它地方毛左的復闢江山主義民化大革命之作恿者在港比比皆是所謂的建制派內大多為舊有的毛左人物其發展自1967年最為凶猛的街頭波蘿爆炸行動事件最為出名。如今在娘潮帶領下似有復闢傾向與國內近年所見截然不同。——如近期的江門反核事件之完滿解決。但香港凡事強迫以絕對權力壓于人民頭上；如普選原意被建制多年來續年歪改以顛倒黑白的意念續一侵害，普選已變成假普選，如不根據普選原意（一人一票）進行普選投票；即為假普選，《鄧小平》的基本法普選即蕩然無存；亦即所謂共X信用付諸流水！共X在港尚且做出此等行為，國內人對此事可想而知共XX有幾多信用？全世界又相信共XX幾多？
左派思潮作恿者↓
如今的（愛乜愛物等）屬舊左派勢力再次抬頭與系內人物應幫集團共事者
香港67年發生暴動：樓價大跌移民者移民可謂驚心動魄，其動力來自左派發動毛左運動（製造街頭波蘿暴動）死傷各有，而最驚人者莫如（電台廣播員林彬）在家附近汽車內被兇徒淋電油縱火而死。而當時暴動者為左派人士。其後有發起人07年獲頒銅紫荊星章黃富榮與中共關係密切，07年獲政府頒發銅紫荊星章，表揚他「熱心推廣基本法」。楊光則於01年獲董建華頒發大紫荊勳章。
鄧小平回答說，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針對過去兩年中姓“資”姓“社”的討論
針對過去兩年中姓“資”姓“社”的討論，鄧小平直言，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此即著名的“三個有利於”標準。
鄧小平還提出了重要論斷：“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1月23日上午，在從深圳蛇口碼頭乘快艇前往珠海途中，時任珠海市委書記梁廣大說，群眾反映最大的是政策搖擺，下邊執行起來也左右為難。
鄧小平回答說，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
一周後，鄧小平途經廣州、江西鷹潭前往上海，此時距離農曆新年只有四天。在上海閔行開發區，鄧小平再次強調，到本世紀末，上海浦東和深圳要回答一個問題，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實來回答改革開放姓“社”不姓“資”，有利於社會主義，不利於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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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門大開：又食又拎 15/7/2013
http://hk.apple.nextmedia.com/financeestate/art/20130715/18334590
■梁振英民望低企，惡質政治交易氾濫，保皇黨人人搵着數。
堆填區擴建被打柴，顯示了7.1後梁振英管治危機正加深，建制派保持距離。本來屯門打鼓嶺堆填區擴建，係風險系數偏低之項目，泛民地區議員一直象徵式反對，鄉事與建制派政黨聯手護航，鬧照鬧，總之夠票過便搞掂，各取所需。
老董落台前，建制派一直埋怨做保皇黨有辱而無榮，為政府不受歡迎政策護航，當然係會失選票，但保皇黨一直已攞盡政治酬庸，由行政會議一路食，有幾多攞幾多，到地區委任、勳銜、太平紳士，如果有政治道德，就唔應該鋪鋪清，工聯會就最擅長兩邊食。
民粹古惑仔 只搵着數
早在曾蔭權年代已受盡建制派折磨，泛民招數政府一早預知，計算支持票時早已剔除，但建制黨派往往臨尾扭計，佢哋知道自己係關鍵角色，因為一旦建制派公開反政府，民情輿論會更高漲，政府官員完全被動，泛民又再造勢令議題升溫，結果扭計之建制派即使最後投票前想轉軚，也因民情高漲而不敢造次。
靠保皇黨在議會內為政府護航，先至係施政風險所在，整個環境局團隊乃政治小學雞，以為政策游說只講理念、原則，其實呢一班烏合之眾欠缺政治能力，保皇黨由day one開始，已是純利益組合，毫無理念可言，小學雞團隊即使做幾多次政策游說，都會冇Q用，大道理人人都知，但埋枱傾乞票就係利益交換。而最搞鬼地方，好多時地區利益又往往涉及其他政策局，黃錦星、陸恭蕙同發叔有乜好傾，人地要起公路開發鄉紳早已囤積之農地，呢班小學雞冇權去改規劃，試問又點能夠close個deal？
捱到奶媽林鄭出動之際，成單嘢已經擺晒上枱，人人關注，交換利益就好困難，對家只會開出假條件，真正有私利之交換條件，點敢公開提出，發叔所以一直叫政府主動撤回從長計議，係等到熱力消退，公眾關注轉移，關埋門再講數未遲。
呢種惡質政治交易，因689民望低殘而氾濫，政府變盲毛，行過唔抽抽水就笨，結果事無大小，乞票都要做deal，保皇黨人人開價搵着數，政策風險越來越高，好事變壞事，小事變大事。可以預見所有乜嘢減廢計劃寸步難行，家居垃圾徵費唔使諗，邊個黨會上船？新焚化爐？諗都唔好諗。幾十年來，北京同工商界一直防民主派，其實建制派被培育壯大，早已變成一頭怪獸，又食又攞，每次借政治危機而擴大勢力，講到尾，咪又係一班民粹古惑仔！
添馬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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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0713/18333167
洗腦讀本 出版者「左到上心」教育界促即從小學書單抽起 2013年07月13日
■相信是鬥委會成員的黃富榮（左），對往事諱莫如深。
【本報訊】教育局小學常識科參考書《香港基本法小學生簡易讀本》被揭內容洗腦，令家長恐慌。本報發現，出版此書的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名譽主席黃富榮，疑是策動六七暴動的鬥委會的學生代表，更因而坐牢。教育界指黃「左到上心口」，要求立即在小學書單抽起此書。
記者：白 琳
記者：白 琳
根據《六七暴動內情》一書刊載當年《大公報》的鬥委會常務委員名單，名單共187人，有份策動六七暴動、時任工聯會主席楊光排名單首位，黃富榮以香島中學學生身份列第17位。《大公報》在1968年12月報道，學界「出獄戰友代表」黃富榮召開記者會，解說學生如何遭港英政府誣陷和欺壓，指港英政府對學生血腥鎮壓，「一心要遏阻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在香港的傳播，一心要鎮壓港九同胞日益高漲的愛國熱情」，又稱「所有被港英非法拘禁的愛國師生都是無罪的」。
活躍政界推廣國民教育
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表示，當年鬥委會公佈常務委員名單，旨在營造各界支持的氣氛，因此名單羅列不同界別代表，次序最前代表地位最重要；有些常委直接參與行動，有些負責外圍事務，或純粹政治需要掛名，不一定牽涉暴力。六七暴動期間，香島中學50多名學生放學時，在九龍塘突遭警方以非法集結罪拘捕，觸發學界怒火，因此鬥委會傾向在香島中學物色學生代表。
劉續指，部份牽涉六七暴動的愛國人士至今仍然活躍政界，並參與推廣國民教育，「佢哋出於良好願望，出發點係為國家好，但係具體行動俾愛國感情掩蓋，盲目服從，對社會引發好多副作用。」
本報昨致電黃富榮，詢問他是否鬥委會成員。他表示不欲就《讀本》相關議題回應，「我唔係好想各方面猜測同演繹，一答親又會引起好多嘢。」
劉續指，部份牽涉六七暴動的愛國人士至今仍然活躍政界，並參與推廣國民教育，「佢哋出於良好願望，出發點係為國家好，但係具體行動俾愛國感情掩蓋，盲目服從，對社會引發好多副作用。」
本報昨致電黃富榮，詢問他是否鬥委會成員。他表示不欲就《讀本》相關議題回應，「我唔係好想各方面猜測同演繹，一答親又會引起好多嘢。」
07年獲頒銅紫荊星章
黃富榮與中共關係密切，07年獲政府頒發銅紫荊星章，表揚他「熱心推廣基本法」。楊光則於01年獲董建華頒發大紫荊勳章。兩者授勳時，政府也對其參與六七暴動的歷史隻字不提。新華社資料顯示，黃是首名來自香港的全國青聯委員，該組織為內地共青團屬下。黃現時也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主席。
國民教育家長組發言人陳惜姿指出，黃富榮的背景反映推廣洗腦國民教育的勢力比想像中更龐大，「反國教科冇獨立成科，原來仲有好多人喺好耐之前開始做嘢，勢力範圍唔知去到幾深。」
陳惜姿呼籲家長多觀察及向學校詢問子女接觸的書籍，發現有異即提出抗議，「如果視而不見，呢股勢力只會越來越大。」教協副會長張文光指黃「左到上心口」，《讀本》內容謬誤偏頗，要求教育局從小學常識課程參考書目抽起此書。
國民教育家長組發言人陳惜姿指出，黃富榮的背景反映推廣洗腦國民教育的勢力比想像中更龐大，「反國教科冇獨立成科，原來仲有好多人喺好耐之前開始做嘢，勢力範圍唔知去到幾深。」
陳惜姿呼籲家長多觀察及向學校詢問子女接觸的書籍，發現有異即提出抗議，「如果視而不見，呢股勢力只會越來越大。」教協副會長張文光指黃「左到上心口」，《讀本》內容謬誤偏頗，要求教育局從小學常識課程參考書目抽起此書。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0713/18333169
鬥委會六七暴動黑手 2013年07月13日
■小學生洗腦《讀本》是有份策動六七爆動的鬥委會成會出版。資料圖片
【話你知】
鬥委會全名為「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於1967年4月，港英政府鎮壓新蒲崗人造花廠工潮後成立，名義上是工聯會成立，由當時的工聯會理事長楊光出任主任，實際上接受新華社香港分社、中共地下黨組港澳工委領導。
鬥委會全名為「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於1967年4月，港英政府鎮壓新蒲崗人造花廠工潮後成立，名義上是工聯會成立，由當時的工聯會理事長楊光出任主任，實際上接受新華社香港分社、中共地下黨組港澳工委領導。
當時正值大陸文革，鬥委會在北京支持下挑戰港英政府，當時公開批評左派暴徒的商台播音員林彬慘被燒死，有說幕後策劃正是鬥委會。
林彬之死引來當時港人對左派暴行強烈憤怒，同年12月中，當時總理周恩來見左派搞亂香港不利中共，下令停止左派暴動，鬥委會隨之解散。
林彬之死引來當時港人對左派暴行強烈憤怒，同年12月中，當時總理周恩來見左派搞亂香港不利中共，下令停止左派暴動，鬥委會隨之解散。
我們的需要 他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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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夫（Adam Smith1723~1790）的年代，流行一首蘇格蘭民謠：「我們不能指望屠夫、酒商、麵包師大發善心，提供我們三餐溫飽，而只能寄望於他們對自身利益的關心。我們不是要喚起他們的人道主義情感，而是要喚醒他們對自己的愛，同時不要談論我們的需要，而是強調他們的利益。」一直以來，港人有着不同的訴求，當提出訴求的同時，側重點是「我們的需要」，至於「他們的利益」則甚少提及，特別是政治方面的訴求。
若「真普選」成功落實，香港政府施政將直接向港人交代，而非在千里之外的中央政府，更能「以民為本」地幹實事，顧及港人的真正需要，民意將成主調。然而，這個「我們的需要」對於「他們的利益」有何關係？民謠提醒我們，要強調「真普選」能為中央政府帶來甚麼利益。當然，筆者並非想否定表達「我們的需要」的重要性，但在同一件事情上，可以有不同的切入點，例如中國長遠經濟利益。
中國一直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除了政治、歷史因素之外，經濟發展亦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這與她從未成為歐洲殖民地有關。自漢朝（206 BC）開始，中國以「向地方分權的威權主義體制」（下稱分權式威權制）（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 regime）為其政治體制的重心。分權式威權制由「人事中央集權」（centralized personnel control）和「地方分權」（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兩者組成，與美國的民主聯邦體制（democratic federal system）的主要分別，在於中國中央政府手握地方政府的任命權，即「人事中央集權」，而美國的地方政府則由民主選舉產生。中國的「人事中央集權」最早更可追溯至秦朝（221 BC）的郡縣制，因此，從政治、歷史層面上去看，中國立國後依舊沿用分權式威權制。
若「真普選」成功落實，香港政府施政將直接向港人交代，而非在千里之外的中央政府，更能「以民為本」地幹實事，顧及港人的真正需要，民意將成主調。然而，這個「我們的需要」對於「他們的利益」有何關係？民謠提醒我們，要強調「真普選」能為中央政府帶來甚麼利益。當然，筆者並非想否定表達「我們的需要」的重要性，但在同一件事情上，可以有不同的切入點，例如中國長遠經濟利益。
中國一直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除了政治、歷史因素之外，經濟發展亦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這與她從未成為歐洲殖民地有關。自漢朝（206 BC）開始，中國以「向地方分權的威權主義體制」（下稱分權式威權制）（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 regime）為其政治體制的重心。分權式威權制由「人事中央集權」（centralized personnel control）和「地方分權」（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兩者組成，與美國的民主聯邦體制（democratic federal system）的主要分別，在於中國中央政府手握地方政府的任命權，即「人事中央集權」，而美國的地方政府則由民主選舉產生。中國的「人事中央集權」最早更可追溯至秦朝（221 BC）的郡縣制，因此，從政治、歷史層面上去看，中國立國後依舊沿用分權式威權制。
「人事中央集權」是改革、經濟起飛的工具
除此之外，不少經濟學者認為，自1978年改革開放，內地經濟起飛與「人事中央集權」有莫大關係。內地經濟改革是由地方政府主導，他們熟悉自己管轄區的優勢，負責設計改革的藍圖並付諸實行。中央政府掌握地方官員任命權，成為官員盡心盡力改革的誘因，並以地區競爭考核模式，一旦成功改革令管轄區經濟起飛，官員便有機會升官發財，失敗則可能烏紗不保。再加上跨區域轉移和輪換制，將成功改革的官員調到其他地區，把成功經驗傳遍全國。故此，中國「不民主」也是有其經濟上的重要誘因。
「人事中央集權」也是內地長遠發展的瓶頸
然而，以「人事中央集權」達成的地區競爭模式，難以配合中國持續發展，不少負面影響已經呈現。地區與地區的競爭衍生出地區保護的問題，鄰近地區之間視對方為競爭對手，寧願與較遠的地區貿易，造成浪費。不少地區政府為帶動經濟增長，不惜犧牲工人利益、環境質素等去吸引外資，形成「逐底」競爭（race to the bottom），同時亦鼓吹了貪污行賄等風氣。不能否認「人事中央集權」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過往三十年的經濟發展，但未來發展必須有民主選舉制以解決目前的問題。
港推「真普選」作試點
內地發展初期，經濟增長是首要任務，GDP的高低是考核地方政府的成績單，人民亦只求吃飽穿暖。時至今日，人民開始重視環境、人權、法治等更高層次的需要，但這些訴求與經濟增長有所衝突，造成地方政府只顧GDP增長，而漠視民意令社會不穩。民主選舉能將地方政府多項的任務簡化為一項選舉任務。屆時只需以民為本爭取選票，便可顧及多方利益，不是只看GDP辦事。內地其實正為此進行試驗，但小小的鄉村民主選舉能試出甚麼？
雖然中國政治、經濟有其獨特性，但西方民主概念亦非殺死「和諧」的毒藥，反而是締造社會穩定的良方，正如經濟學教授許成鋼2011年在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雜誌發表的論文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中指出，分權式威權制產生的最嚴重、最根本性的問題，必須依靠制度改革去解決，民主選舉制就是解決方法。明明是進步中的社會，眼看就要打回原形，不可惜嗎？香港於法治、制度上比較完善，亦有民主基礎，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而言，內地需要一個「真普選」的香港作為試點。
吳祖堯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助理項目主任
除此之外，不少經濟學者認為，自1978年改革開放，內地經濟起飛與「人事中央集權」有莫大關係。內地經濟改革是由地方政府主導，他們熟悉自己管轄區的優勢，負責設計改革的藍圖並付諸實行。中央政府掌握地方官員任命權，成為官員盡心盡力改革的誘因，並以地區競爭考核模式，一旦成功改革令管轄區經濟起飛，官員便有機會升官發財，失敗則可能烏紗不保。再加上跨區域轉移和輪換制，將成功改革的官員調到其他地區，把成功經驗傳遍全國。故此，中國「不民主」也是有其經濟上的重要誘因。
「人事中央集權」也是內地長遠發展的瓶頸
然而，以「人事中央集權」達成的地區競爭模式，難以配合中國持續發展，不少負面影響已經呈現。地區與地區的競爭衍生出地區保護的問題，鄰近地區之間視對方為競爭對手，寧願與較遠的地區貿易，造成浪費。不少地區政府為帶動經濟增長，不惜犧牲工人利益、環境質素等去吸引外資，形成「逐底」競爭（race to the bottom），同時亦鼓吹了貪污行賄等風氣。不能否認「人事中央集權」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過往三十年的經濟發展，但未來發展必須有民主選舉制以解決目前的問題。
港推「真普選」作試點
內地發展初期，經濟增長是首要任務，GDP的高低是考核地方政府的成績單，人民亦只求吃飽穿暖。時至今日，人民開始重視環境、人權、法治等更高層次的需要，但這些訴求與經濟增長有所衝突，造成地方政府只顧GDP增長，而漠視民意令社會不穩。民主選舉能將地方政府多項的任務簡化為一項選舉任務。屆時只需以民為本爭取選票，便可顧及多方利益，不是只看GDP辦事。內地其實正為此進行試驗，但小小的鄉村民主選舉能試出甚麼？
雖然中國政治、經濟有其獨特性，但西方民主概念亦非殺死「和諧」的毒藥，反而是締造社會穩定的良方，正如經濟學教授許成鋼2011年在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雜誌發表的論文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中指出，分權式威權制產生的最嚴重、最根本性的問題，必須依靠制度改革去解決，民主選舉制就是解決方法。明明是進步中的社會，眼看就要打回原形，不可惜嗎？香港於法治、制度上比較完善，亦有民主基礎，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而言，內地需要一個「真普選」的香港作為試點。
吳祖堯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助理項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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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下流」的年輕人（傳媒研究者 劉嘉瀠） 15/7/2013
■浸會大學青年研究實踐中心上月發佈調查結果，顯示兩成青年月入不足八千。資料圖片
屌絲，這個近年來在社交網絡病毒般傳播的熱門詞，已經氾濫得讓人忘記它粗俗的原意；與之相關的還有「矮挫窮」（與「高富帥」相對）和「土肥圓」（與「白富美」相對）等年輕人自貶自嘲的生動形容。大陸作家韓寒公開稱自己是「純正的上海郊區農村屌絲」；台灣偶像團體「五月天」說「走下舞台我們就是屌絲」。
豈止是大陸，日本的「禦宅族」、「電車男」、「乾物女」都在形容這樣的一群失去生活熱情的年輕人：收入不高、不重外表、沒異性緣、中意宅在家中懶散生活、有社交困擾等。相較而言，「窮忙族」或「在職貧窮」（working poor）更能概括現在的年輕世代。
台灣媒體創造了「青貧族」來形容年輕人群體在職貧窮的狀況。今年初台灣勞委會公佈數據，十五年來台灣首次出現大專以上學歷者失業率竟高於初高中畢業生，大學畢業生起薪越來越差，九年來增加不到500新台幣，比1990年縮水了4,300新台幣。台灣教育部也公佈，有8,116名「博士流浪教師」找不到正職而到處兼課，平均月入只有2.2萬新台幣（俗稱「22K」），而目前台灣職場新鮮人的起薪也只有「22K」，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淪為「下流人」。
同樣在香港，「在職貧窮」已經開始向高學歷的年輕人擴及，大學畢業生入職起薪低於一萬的情況普遍（與高房價高CPI一起催生了「啃老族」）。浸大上月剛剛發佈的調查顯示過兩成年輕人月收入低於8,000港幣。而五月香港爭取低收入保障聯席指，現行貧窮線（住戶入息中位數五成）偏低，應參考歐盟做法定於中位數六成。若如此，據2011年數據推算，香港貧窮人口將由113萬增至163萬人。「在職貧窮」的家庭，因缺乏資源為子女提供好的教育機會，易使貧窮問題延續至下一代，造成跨代貧窮；而當「在職貧窮」擴及高學歷的年輕人，代表社會製造出一整個失敗的世代。
大陸的收入結構因為一直未有公信力的數據而撲朔迷離，但可以管窺一二。財政部2011年7月通過個稅免征額由每月2,000元提至3,500元，納稅人數由8,400萬減至約2,400萬人。網民總是慧眼，看到了這個數據的巨大諷刺——人口過13億的中國，稅後月收入達3,500元的只有2,400萬人。以2011年7.6億就業人口計算，超過6.7億人月收入低於2,000元。這實在是個驚悚的數字。2012年中國扶貧標準由人均年收入1,274元提高至2,300元，貧困人口由2,688萬激增到1.28億；而這僅意味着每月不到200元收入，與香港低收入住戶一人家庭3,275港幣的標準如何比較？國內城市的房價漲得氣勢長虹，很多物價已經超過香港，而界定貧窮線的標準仍與香港天差地遠。
官方玩弄數字遊戲，以保證中國的貧困人口數目永不超印度而居世界之首，以免難堪；而赤裸裸的現實壓力時刻與這些數字形成巨大反諷。如果說全世界的年輕人都在因階層固化、文憑貶值而承受窮忙之苦；中國年輕人的處境，映照着極具諷刺意味的官方話語，只能在網絡上自我解嘲。
2007年日本作家三浦展出書《下流社會》，描述了日美歐上世紀50到70年代出現的中產階級如今正在消失，社會出現「上流」和「下流」的兩級分化，源源不斷的年輕一代加入「下流社會」，他們的問題不僅僅是收入低，溝通能力、工作意願、學習意願、消費意願等通通下降，可以說是「對全盤人生熱情下降」。
社會下沉的拉力越來越大，裹挾在新自由主義裏的每一個經濟體都不能避免。如果說中國的中產階級還未真正形成就已經開始兩極分化，形成金字塔形社會；日台港就是「下流社會」，一個中產階級逐漸崩潰消失的M形社會。作為社會的中流砥柱，中產階級本是很願意站在現有的制度這一邊的；當他們開始下流，為生存而不得不走上街頭，這個社會就到了亟需變革的懸崖。九七後香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幾次遊行（2003年、2004年和今年七一），都是因為中產階級的利益受到了嚴重損害。今年43萬人上街，中產佔多數；中產對佔中的支持，也促使了中央提前開始政改諮詢。
那些下流的年輕人和消失的中產，不容忽視。
劉嘉瀠
傳媒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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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言無懼（記者 陳沛敏）15/7/2013
■兩個外籍小女孩清理大浪灣，垃圾堆滿橡皮艇；女孩在鏡頭前激動高呼「不公平」。
兩個外籍小女孩清理大浪灣，撿得的垃圾堆滿橡皮艇。女孩義憤填膺，在鏡頭前激動高呼「不公平」，怒斥人類不愛護環境，懶理動物瀕臨死亡絕種，「好像我們擁有十個地球，但其實只有一個。」香港沙灘垃圾多不是新鮮事，女孩說的道理誰都懂，但市民拍下的這片段，卻熱爆網絡，因為小孩不懂計算，真情流露，打動人心。
埃及12歲男孩Ali Ahmed去年十月上街參加示威，接受傳媒訪問。片段因埃及總統穆爾西近日被推翻，經媒體回帶和網民瘋傳。記者當時問男孩為何上街抗議，他說希望盡一己之力，防止埃及變成個人財產，同時抗議一黨制憲，認為不能讓國家「趕走了軍事政權，卻迎來法西斯政教合一」。
記者問他那是甚麼、男孩有條不紊地回答，就是政權操縱宗教，以宗教之名推行極端規定，甚至宗教本身都沒有這些規定。記者問「誰教你這些？」男孩說讀報、看電視、上網搜尋，自己用腦思考。
男孩繼續解釋他認為埃及茉莉花革命目標尚未達到的原因：經濟賦權、自由、社會公義仍未彰顯，很多人依舊沒有工作，警察任意拘押人民。他清晰有力地用形像化的實例，歸結了埃及的問題：政教不分、婦女受壓、貧富懸殊。
有人認為男童的對答是經導演，有人質疑男童被洗腦，但更多人認為男孩對穆斯林兄弟會的批判思路清晰，真誠熱情，令不少成年人自愧不如。《經濟學人》等輿論都形容埃及當下的局勢發展是悲劇，穆爾西下台令埃及以至阿拉伯民主前景蒙上灰暗。這段童言，卻提供了時局的因果解讀。
陳沛敏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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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博士診症 15/7/2013
邱震海博士的專著「中國人成熟嗎？」，給這個病態的民族診症。
中國人的基因遺傳病，病因繁多，病態豐富，除了帝皇專制，令這個民族缺乏個性，邱博士認為，根本之處，是中國人缺乏成熟的思維方式。
思維方式病態，其中尤好低級的詭辯。
讀過幾本書的「知識份子」，尤好低級的詭辯。譬如「九一一」恐襲，有許多中國「知識份子」表示「力排眾議」，想表演「獨立思考」，認為「美國霸權」才是「九一一」的「深層原因」，拉登雖然是「西方標籤」的「恐怖份子」，這些人認為：卻還值得「同情」。
一個民族幼稚，不足為奇。孔子說：上智下愚，中國農民是愚昧的族群，這一點迨無異議，不值一提，但是如果本來應該「上智」的知識份子，也帶頭愚蠢，則無論這些人自吹有幾多千年「燦爛文明」，也是一堆糞土。
中國式的低級詭辯，尚有許多例子。譬如：當香港的年輕人提倡保護菜園村，反對拆建，請政府多諮詢民意，統治者聲稱這是「民粹」，罵他們「妨礙經濟建設發展」。
但是現在，新界屯門的鄉下人反對擴建垃圾堆填區，又算不算「民粹」呢？
中國江門的居民，示威遊行，反對建核電廠，又算不算「民粹」呢？江門的市政府屈服了，在「外國勢力」操控的遊行示威面前，擱置核電計劃，這是反共的力量猖獗，還是江門的共產黨政府聆聽民意，展示「寬容」，是一種「進步」呢？
不要浪費時間跟中國人爭論。這個民族並無是非，只問今日其頭上是何人當權，如果胡錦濤當權，江門政府出動軍警鎮壓，即是「維穩」一定必須。如果是溫家寶或汪洋當權，不用武力，「對話溝通」了，下面的文僕即刻幫腔宣傳：看，國家不是在進步了嗎？
六十年是這樣過來的：除了同一樣的農民，也同一批的奴僕，他們以「精英」自詡，一開口講政治，全是廢話與謊言，因為在他們短暫而虛幻的中國式人生之中，並無獨立信仰的真理與公義，只有仰觀權力的變臉和轉軚。
他們以為自己活在「盛世」，也好，不要告訴他真相，「盛世」就「盛世」好了，哈哈，只是西方文明國家，從此必須收緊移民，以防巨災。
陶傑
電郵 :mcwriter@appl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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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0714/18334103
民眾維權勝利 江門終跪低 叫停核計劃 2013年07月14日
【本報訊】廣東江門市的反核示威浪潮中，敢於說不的民眾取得這場維權勝利。當局面對連日群情洶湧，市政府昨晨趁未有太多示威人士聚集前，副市長突然到場宣佈鶴山市核燃料加工廠計劃取消，民眾歡呼喝采。但歡呼聲無法掩蓋對政府的戒心，擔心日後會以另類方式包裝核項目「借屍還魂」。江門市及鶴山市政府昨雖然先後公佈擱置計劃，卻沒清楚交代會否改在其他地區興建，令人質疑事件仍存有變數。
江門市反核示威持續第二天，昨晨8時左右，約300名民眾聚集東湖廣場，累積前日示威經驗，民眾變得毫無懼色，大模廝樣手持反核橫額到來，有小童手持「拒絕核輻射」標語，亦有市民踏單車到場，宣揚綠色環保意識，反對核污染。
大批公安在廣場附近監視，便衣人員混入人群中。不久，江門副市長吳國杰突然親自到場，手持大聲公對民眾宣告：「市委政府決定呢個項目取消。」在場民眾隨即激動歡呼：「好呀」、「勝利」，有市民更激動地拍下這一刻，吳又要求市民：「由於天氣又曬又熱，希望大家和平散去。」
雖然吳國杰呼籲聚集民眾散去，但市民冷靜過後，開始懷疑官方宣稱擱置項目的可信性，繼續聚集不散，公安宣傳車不斷在旁邊廣播：「根據可靠消息，鶴山市核燃料加工廠宣佈取消……請各位市民安靜生活，不要有不必要恐慌。」
大批公安在廣場附近監視，便衣人員混入人群中。不久，江門副市長吳國杰突然親自到場，手持大聲公對民眾宣告：「市委政府決定呢個項目取消。」在場民眾隨即激動歡呼：「好呀」、「勝利」，有市民更激動地拍下這一刻，吳又要求市民：「由於天氣又曬又熱，希望大家和平散去。」
雖然吳國杰呼籲聚集民眾散去，但市民冷靜過後，開始懷疑官方宣稱擱置項目的可信性，繼續聚集不散，公安宣傳車不斷在旁邊廣播：「根據可靠消息，鶴山市核燃料加工廠宣佈取消……請各位市民安靜生活，不要有不必要恐慌。」
村民憂被索回賠償金
至9時許，過百名戴上頭盔的公安向着廣場操過來，民眾大為緊張，以為當局準備暴力驅散，部份人更激動地衝向公安，出現警民對峙的緊張局面。至早上10時，陸續有消息證實計劃已取消後，市民才放心散去。
江門市市長龐國梅昨亦發表電視講話，回應核燃料加工廠事件，指在社會未達共識前，絕不開工建設。鶴山市亦於網上及記者會表明，政府尊重民眾意願，決定終止項目，但沒交代會否在其他珠三角地區再興建核燃料加工廠。
新華社報道指，經江門市委、鶴山市委、中核集團等多方面證實，原本規劃在廣東江門鶴山建設的中核集團龍灣工業園區項目，因較多群眾反對，宣佈取消。不過，昨日網上流傳市政府迅速取消項目背後另有原因，指江門及鶴山政府在申批項目時有違規行為，如果時間拖長隨時出事，故馬上宣佈取消，惟市政府接下來會按正規流程申請項目，只要中央批准，項目照樣執行。
江門市民對政府擱置計劃半信半疑，劉女士指，除非政府承諾永久不建核設施，否則都不會太過相信政府的說話。曾來港參加7.1遊行的青年阿文指，對江門人維權抗爭勝利感興奮，對於市政府離奇快速「跪低」，他推測是因為群眾反應大，在上頭壓力下，江門及鶴山市從善如流。
市政府取消核計劃，江門市歡天喜地，但核燃料加工廠原本選址附近的蓮珠村卻愁雲慘霧，48戶早前獲政府賠償搬村，或面對被政府追回每人22萬元的賠償金額，村長指未知是否要還給政府，但對項目取消很失望。
今次聲勢浩大的反核示威，源於本月4日，政府官方網站公告，就鶴山市址山鎮興建核燃料廠「徵求公眾意見」，諮詢期僅十日，被指有心令工程匆匆上馬，惹起江門民憤，爆發大規模反核示威。該工程由中核集團和中國廣核合作投資370億元人民幣。
江門市市長龐國梅昨亦發表電視講話，回應核燃料加工廠事件，指在社會未達共識前，絕不開工建設。鶴山市亦於網上及記者會表明，政府尊重民眾意願，決定終止項目，但沒交代會否在其他珠三角地區再興建核燃料加工廠。
新華社報道指，經江門市委、鶴山市委、中核集團等多方面證實，原本規劃在廣東江門鶴山建設的中核集團龍灣工業園區項目，因較多群眾反對，宣佈取消。不過，昨日網上流傳市政府迅速取消項目背後另有原因，指江門及鶴山政府在申批項目時有違規行為，如果時間拖長隨時出事，故馬上宣佈取消，惟市政府接下來會按正規流程申請項目，只要中央批准，項目照樣執行。
江門市民對政府擱置計劃半信半疑，劉女士指，除非政府承諾永久不建核設施，否則都不會太過相信政府的說話。曾來港參加7.1遊行的青年阿文指，對江門人維權抗爭勝利感興奮，對於市政府離奇快速「跪低」，他推測是因為群眾反應大，在上頭壓力下，江門及鶴山市從善如流。
市政府取消核計劃，江門市歡天喜地，但核燃料加工廠原本選址附近的蓮珠村卻愁雲慘霧，48戶早前獲政府賠償搬村，或面對被政府追回每人22萬元的賠償金額，村長指未知是否要還給政府，但對項目取消很失望。
今次聲勢浩大的反核示威，源於本月4日，政府官方網站公告，就鶴山市址山鎮興建核燃料廠「徵求公眾意見」，諮詢期僅十日，被指有心令工程匆匆上馬，惹起江門民憤，爆發大規模反核示威。該工程由中核集團和中國廣核合作投資370億元人民幣。
江門擬建核燃料項目事件簿
【2012年2月】
中核集團擬在江蘇、福建、廣東和天津等沿海省市選址興建核燃料廠
【2012年10月】
廣東江門旗下的鶴山成為中核考慮的首選之地
【2013年3月31日】
中核與鶴山市在北京共同簽署合作協議
【2013年7月4日】
江門市發改局就項目發佈「穩平」公示，隨即掀起民間軒然大波
【2013年7月5日】
網上的「核擔心」逐漸升級為「核危機」
【2013年7月7日】
江門市緊急召集省市多家媒體試圖降溫
【2013年7月10日】
反對興建核燃料廠的網絡輿情進一步發酵
【2013年7月12日】
逾千民衆上街示威
【2013年7月13日
江門市政府宣佈擱置項目，不予立項
資料來源：新華社
中核集團擬在江蘇、福建、廣東和天津等沿海省市選址興建核燃料廠
【2012年10月】
廣東江門旗下的鶴山成為中核考慮的首選之地
【2013年3月31日】
中核與鶴山市在北京共同簽署合作協議
【2013年7月4日】
江門市發改局就項目發佈「穩平」公示，隨即掀起民間軒然大波
【2013年7月5日】
網上的「核擔心」逐漸升級為「核危機」
【2013年7月7日】
江門市緊急召集省市多家媒體試圖降溫
【2013年7月10日】
反對興建核燃料廠的網絡輿情進一步發酵
【2013年7月12日】
逾千民衆上街示威
【2013年7月13日
江門市政府宣佈擱置項目，不予立項
資料來源：新華社
近年內地民眾維權抗爭事件簿
【2011年9月】
廣東省烏坎村村民不滿土地被村委會成員私下變賣，有冤無路訴，4,000人聚集陸豐市政府大樓及派出所示威，爆發警民衝突，村民自發組成「烏坎村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一人一票民主選出村代表，最終迫使官方承認其合法性。
廣東省烏坎村村民不滿土地被村委會成員私下變賣，有冤無路訴，4,000人聚集陸豐市政府大樓及派出所示威，爆發警民衝突，村民自發組成「烏坎村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一人一票民主選出村代表，最終迫使官方承認其合法性。
【2011年12月】
汕頭市潮陽區海門鎮數萬名村民怒吼，抗議當地政府增建煤電廠，與公安爆發衝突，當局承諾永不興建電廠。
汕頭市潮陽區海門鎮數萬名村民怒吼，抗議當地政府增建煤電廠，與公安爆發衝突，當局承諾永不興建電廠。
【2012年7月】
四川什邡過千市民，不滿當局引入嚴重污染的鉬銅項目，組織上街示威，不少學生參與，並揚言「我們可以犧牲」，當局最終屈服放棄有關項目。
四川什邡過千市民，不滿當局引入嚴重污染的鉬銅項目，組織上街示威，不少學生參與，並揚言「我們可以犧牲」，當局最終屈服放棄有關項目。
【2012年10月】
浙江寧波數千人示威反對PX化工項目，爆發嚴重警民衝突，當局被迫叫停項目。
資料來源：《蘋果》資料室
浙江寧波數千人示威反對PX化工項目，爆發嚴重警民衝突，當局被迫叫停項目。
資料來源：《蘋果》資料室
請願者心聲
【擔心政府出爾反爾】
保衞江門世世代代不受核污染威脅，是江門人一致的心願，表達訴求的方式卻各顯心思。馮小姐在她的雨傘上貼上「反核」兩字，在人群中特別矚目。她稱作為江門人，保護家鄉環境責無旁貸，得知前日有過千人示威遊行，大為感動，昨天聯同一名女性好友參加反核集會，兩人的雨傘同樣貼上反核字樣。
「聽到市政府宣佈取消項目，好開心，返去快啲慶祝。」並握着拳頭大叫一聲「yeah」，但片刻的開心，瞬間卻因擔心政府出爾反爾而煙消雲散，她說：「政府咁快屈服，唔係好信，點會咁簡單？」她擔心政府此舉只是緩兵之計，他日將會重推核項目，甚至遷往其他地方。不過，她指若有這一天，她都會站出來抗爭到底，為江門長遠而戰：「憑良心做事，傷害到江門嘅利益都會出聲。」
保衞江門世世代代不受核污染威脅，是江門人一致的心願，表達訴求的方式卻各顯心思。馮小姐在她的雨傘上貼上「反核」兩字，在人群中特別矚目。她稱作為江門人，保護家鄉環境責無旁貸，得知前日有過千人示威遊行，大為感動，昨天聯同一名女性好友參加反核集會，兩人的雨傘同樣貼上反核字樣。
「聽到市政府宣佈取消項目，好開心，返去快啲慶祝。」並握着拳頭大叫一聲「yeah」，但片刻的開心，瞬間卻因擔心政府出爾反爾而煙消雲散，她說：「政府咁快屈服，唔係好信，點會咁簡單？」她擔心政府此舉只是緩兵之計，他日將會重推核項目，甚至遷往其他地方。不過，她指若有這一天，她都會站出來抗爭到底，為江門長遠而戰：「憑良心做事，傷害到江門嘅利益都會出聲。」
【要求當局嚴肅承諾】
一場反核示威凝聚了江門人的心，林女士昨因不用上班，偕同幾名朋友前來聲援反核人士，雖然當局宣佈取消項目，但她仍半信半疑，始終對經常愚弄市民的政府存有戒心：「咁樣宣佈唔莊重，你覺得可信咩？」她要求政府召開記者會，嚴肅承諾永久不建核燃料加工廠。
「你係永久取消，定係暫時取消？」「唔好𠱁住我哋先，𠵱家取消，第日又起過。」她又說：「加工廠處理嘅都係非常唔清潔嘅能源，一旦出事嘅話，有十年後遺症。」林續稱，希望政府信守承諾，長遠為江門打算，做到以民為本，聽取民意。
一場反核示威凝聚了江門人的心，林女士昨因不用上班，偕同幾名朋友前來聲援反核人士，雖然當局宣佈取消項目，但她仍半信半疑，始終對經常愚弄市民的政府存有戒心：「咁樣宣佈唔莊重，你覺得可信咩？」她要求政府召開記者會，嚴肅承諾永久不建核燃料加工廠。
「你係永久取消，定係暫時取消？」「唔好𠱁住我哋先，𠵱家取消，第日又起過。」她又說：「加工廠處理嘅都係非常唔清潔嘅能源，一旦出事嘅話，有十年後遺症。」林續稱，希望政府信守承諾，長遠為江門打算，做到以民為本，聽取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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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鄧小平:改革開放姓社誰走回頭路誰下台
2012年12月3日15:06中國改革 我要參與( 35 )
胡舒立霍侃楊哲宇
大地暖流升騰，埋在心底的關注與焦慮在迸發。在中共十八大推出新願景之時，重啟改革終成共識。
中國處在又一個歷史關口。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交織關聯，期望與壓力共存。
改革需要熱情更需要理性，需要勇氣還需要智慧。回首過往，“自下而上”的實踐創新，要與“自上而下”的設計相結合，廣泛參與的“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至關重要。今天啟動全面改革戰略，實施深化改革部署，這一切同樣不可或缺。
歷史可資借鑒。20年前，同樣處於歷史的緊要關口。中共在1992年6月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同年10月召開的十四大正式確定這一目標，1993年11月14日閉幕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中通過實施改革的50條行動綱領(即《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下稱“50條”)。從1994年開始，改革按照此規劃“整體推進、重點突破”，勢不可擋。
從設定改革目標到製定“50條”行動綱領，從頂層設計到總體規劃，走過一個完整過程，指導了其後20年中國改革的歷程。
如今，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回顧昨天，仍然有助於規劃明天、造就未來。
第一章：計劃還是市場，這是一個問題
“我為這個報告鼓掌”
時光迴轉20年。1992年10月12日上午，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共十四大開幕，江澤民總書記作大會報告。當談及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時，他微微移身，稍稍離開講話稿，抑揚頓挫地說：
“實踐的發展和認識的深化，要求我們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利於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人民大會堂內掌聲雷動。
在距離大會會場不遠的北京景山北邊， 88歲的鄧小平在家中的電視機前聽完報告，稱讚說：
“講得不錯，我要為這個報告鼓掌。”
至此，中國經濟改革的航船在航行十餘年之後，終於用一句話明晰了改革的系統性目標：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這一突破意義重大。改革有無體制目標，關乎改革成敗。在蘇聯、東歐國家，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爭論了幾十年也沒有明確結論；中國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經濟改革的目標也是長期爭論，幾經反复。
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特殊歷史形勢中，如何重啟改革成為關鍵，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目標得以確立和不斷深化，成為改革能夠長期持續沿著正確方向前進的基本保證。
市場＝資本主義？
始於上世紀70年代末的中國改革，曾經歷了計劃還是市場的反复爭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市場經濟”被視為“資本主義”的代名詞。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從波蘭開始，蘇東國家政權如多米諾骨牌般接連垮台。國際風雲激盪，“中國向何處去”變得更為尖銳，“姓社姓資”之爭格外激烈。
1990年，中國經濟增幅進一步下滑至3.8%，為1978年以來最低。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把目光投向經濟。1990年3月3日，在北京家中，他與新上任9個月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以及楊尚昆、李鵬交談時說：“世界上一些國家發生問題，從根本上說，都是因為經濟上不去。”
他表示：“現在特別要注意經濟發展速度滑坡的問題，我擔心滑坡。假設我們有五年不發展，或者是低速度發展，例如，每年4%或5%的增速，甚至是2%或3%的增速，這不只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是個政治問題。”
出於對經濟增長的看重，鄧小平主張“不問姓社姓資”。
早在1989年6月9日，鄧小平就明確指出：“繼續堅持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這個不能改。”此後更是多次指出，改革開放不能變，誰要走回頭路，誰下台。
但是，當時佔上風的觀點認為，一切問題都是市場取向的改革所致，腐敗是因為金錢作用過大，通脹則源於競爭中的無政府狀態。有人主張，應該回到“十二大”提出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
在中央高層的專家諮詢會上，爭論非常激烈。在1989年11月7日總結1989年“70天”經驗與教訓的會議上，“計劃派”與“市場派”出現尖銳對壘。在嚴峻的現實面前，改革開放的不同目標取向再也無法兼容。“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一時成為主流。比起1987年十三大“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這是大步倒退。
高天滾滾
進退之際，思想輿論界“左”風再起。
直接質疑改革姓“資”姓“社”的第一炮，由當時一位重量級“理論權威”打響。
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其《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文。這篇1.7萬字的長文提出，未來的鬥爭將是“推行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還是社會主義的改革”的鬥爭。在這裡，資本主義化的改革是什麼呢？“一個是取消公有製為主體，搞私有化；一個是取消計劃經濟，搞市場化。”
這篇文章還將這種對立上升到“資產階級自由化與四項基本原則對立”的高度，直稱“鬥爭的根本問題是顛覆還是保衛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並怒斥“資產階級自由化確實在呼喚'中產階級'即資產階級”。文章一出，即有佈置要求各地學習，“市場經濟”被貼上資本主義標籤，討伐文章接踵而來。
12月17日，《人民日報》再發《社會主義必定代替資本主義》。這篇由另一位重量級“理論權威”署名的文章提出：“市場經濟，就是取消公有製，這就是說，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搞資本主義。”
“皇甫平”較量
輿論界的肅殺之氣在升騰，但壓不住改革者的信念。
因為提“市場經濟”太敏感，經濟學家們代之以“市場取向”。1990年下半年以來，薛暮橋、吳敬璉等經濟學家通過各種機會向中央最高層進言。薛暮橋還曾於7月15日致信中央常委，表達了自己迫切希望進行“市場取向改革”的主張。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開業典禮，市委書記兼市長朱鎔基親自宣布交易所成立。五天后的1990年12月24日，曾表態支持上海辦交易所的鄧小平，把江澤民、李鵬、楊尚昆約到家中。他特地把話題引到市場，說：“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不要認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麼回事。計劃和市場都得要。”
新年過後的1991年1月28日，鄧小平按慣例率全家到上海過年。在滬近一個月間，他對朱鎔基和其他當地官員談了自己的觀點。回到北京，他再次在家中與江澤民、李鵬和楊尚昆談話。
不久以後，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朱鎔基調任國務院副總理。
鄧小平在上海的談話，通過上海《解放日報》的四篇系列評論文章透露了其精髓。這就是轟動評論界的“皇甫平事件”。
1991年2月15日，農曆羊年正月初一。《解放日報》頭版發表題為《做改革開放的“領頭羊”》的評論，旗幟鮮明提出“何以解憂，唯有改革”。
3月2日發表的《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一文，委婉地批評有些同志“把計劃經濟等同於社會主義，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的思路，指出計劃和市場只是資源配置的兩種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劃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誌，“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
3月22日，《解放日報》再發皇甫平的《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一文，直指新的思想僵滯，“如果我們仍舊囿於姓社還是姓資的詰難，那就只能坐失良機”。一個月後，《解放日報》發表系列評論的最後一篇《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干部》。
四箭連發，但是反對市場經濟的聲音毫不示弱。
3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發展商品經濟不可否定計劃經濟》一文，批評“市場經濟原則很難真正做到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認為中國40年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充分說明了在我國實行計劃經濟的巨大優越性”。
據皇甫平文章作者之一、原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周瑞金最近回憶，1991年10月，中央一位高層到上海，點名批評皇甫平文章，認為搞亂了黨的思想。
他指出，黨好不容易統一到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思想，現在你皇甫平提出要搞市場經濟，這不是要搞資本主義嗎？
1991年蘇聯“8·19事件”之後，“左”的調門進一步升高。
1991年9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當前改革的三個問題》一文，認為有的同志在抹殺兩種改革觀的分野，忌言“姓資姓社”，指出“在改革問題上的兩種主張、兩個方向即兩條道路的鬥爭，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繼續”。
到1991年底，有人甚至重提階級鬥爭。《人民日報》10月23日發表《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掌握處理矛盾的主動權》。作者認為，當前我國的階級鬥爭，“比建國以來任何時期都要鮮明、激烈、尖銳”。其言下之意，階級鬥爭的形勢要甚於十年“文革”。
很多人感到前景不明，紛紛議論，“聽說改革開放要收一收，該抓階級鬥爭了”。“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折騰彷彿要回來了。
77歲的經濟學家江春澤至今仍然記得，她1991年去上海出差，看到股份制改革已經擱淺，不知道是否要繼續。“當時亟須打破全社會、特別是決策層對市場經濟的恐懼症。”
第二章：歷史性選擇
讓思考改革的人說話
“市場”與“計劃”的爭執持續經年，中共最高決策層也在思考。
1991年7月1日，江澤民在中共成立70週年慶祝大會的講話中說：“計劃和市場，作為調節經濟的手段，是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商品經濟發展所客觀需要的，因此在一定範圍內運用這些手段，不是區別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標誌。”
這正是鄧小平在會見外賓、視察上海和高層內部談話中幾次闡明的觀點。有鄧小平指引，江澤民就市場的姓“資”姓“社”問題做出公開表態，叫停了主流媒體對“皇甫平文章”的批判。
江澤民這一年還閱讀了一系列經濟學書籍。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列寧、斯大林的政治經濟學，從亞當·斯密到凱恩斯、薩繆爾森、斯蒂格利茨的西方經濟學，都列入書單。從8月中旬起，他著手籌備召開一輪專家座談會。座談會的目的，是為次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大做思想準備，主要是“考慮十四大提出什麼樣的經濟體製作為改革指導思想，特別是關於計劃與市場的關係應該用什麼樣的提法”。
1991年8月19日，蘇聯發生了分裂黨的政變，國家處於危急之中。次日，鄧小平把江澤民、李鵬、楊尚昆等人請到家中懇切交談，要求大家要團結一致。他告訴大家：“堅持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囑咐“要把什麼叫社會主義搞清楚，把怎麼樣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搞清楚”。
座談會的準備工作加緊進行。誰來與會？江澤民提出，參加者主要是經濟專家，並提出了幾點具體要求：一是在思想解放、實事求是方面比較突出，敢於講真話；二是對改革開放的研究工作參與比較多；三是要找幾個研究西方資本主義和蘇東問題的專家。
先後有20多位專家參加了座談會，包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吳敬璉、林毅夫、王慧炯；中國社科院的劉國光、張卓元、蔣一葦、陳東琪、李琮；國家體改委的江春澤、楊啟先、傅豐祥；中國銀行的周小川；國家計委的郭樹清；還有多位負責介紹國際動態的專家，如《人民日報》的崔琦等人。
“在民主氛圍中討論”
座談會主要討論三個問題：首先分析資本主義為什麼“垂而不死”，其體制機制中有哪些值得學習的東西；其次分析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劇變。在深入討論這兩個問題的基礎上，探討中國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的重大議題。
首次座談會於10月17日召開。
“座談會前一兩週接到了通知。”今年79歲的經濟學家張卓元回憶，到會場後發現參加者都很熟悉，都是當時積極投身改革的同行。
據財新採訪的數名參會者回憶，座談會在中南海南院江澤民住所附近的一間會議室舉行。窗外，太液泛碧，瀛台疊翠。屋內，江澤民等數位中央領導，與專家、學者圍著一條長桌相對而坐。
座談會從這天上午開始，至12月14日結束，共用了五個半天和三個整天，參加者們稱“十一個半天”。
座談會“民主氛圍很濃，進去後是自己選座位，不像現在提前排好牌子，發言也不是按照固定的順序，誰想發言就發言。”“江澤民一開始就請大家暢所欲言。”幾位參會者回憶說。
在過去的兩年多時間裡，鄧小平已經多次在高層內部談話中發出“堅持改革開放”的信號。一位參會者說，這個座談會，讓大家進一步看清鄧小平等高層領導堅持改革開放的決心。
座談會：東西方撞擊
座談會在10月間舉行了兩次，這兩次的重點是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現狀，探討資本主義為什麼“垂而不死”。與會並發言的有12人。
財新獲得的座談會發言整理顯示，與會專家們在發言中分別談到了資本主義在“二戰”後繼續發展的多重原因，其中不少人談及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調整，並觸及了國家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以及經濟的計劃性，以說明“計劃”絕非社會主義所獨有。專家們還對競爭和股份製做了較為充分的介紹。當時擔任國務院經濟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的林毅夫提出，“亞洲四小龍”的成功經驗就是“比較優勢戰略”。
人們在討論中認識到，資本主義沒有滅亡，甚至更強大而有競爭力，市場經濟體制有生命力，且一些原始市場經濟的弊病在後來得到了改良和改進，其中就包括宏觀經濟管理。
10月會後，過了近兩個月，座談會在12月6日重啟。這一天和此後的12月9日，專家學者與中央領導再度在中南海同一個會議室聚首，以四個半天的會期討論第二個議題，即蘇東劇變的原因和教訓。
有參會者回憶說，大家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比較一致，認為蘇東共產黨垮台，最重要的是經濟因素，是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在競爭中慘敗了，敗給了以美國為首的市場經濟國家。
參會的郭樹清會後公開發表了其發言稿，分為《戰後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結構變化》、《原蘇聯東歐經濟停滯的歷史教訓》和《一個高效率有特色的新體制就在前面》三篇文章，較為完整地記述了這位時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的觀點。
作為會上活躍的“少壯派”，郭樹清的發言全面而犀利，直指蘇東國家經濟體制的弊端：黨和政府對經濟活動“抓”“搞”太多，把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對立起來，把二者看做是互相排斥、水火不相容的社會經濟制度；教條主義地理解公有製，認為越公越好、越大越好。
時年71歲的蔣一葦10月間接到參會通知時，已經查出晚期肺癌，不得不住院治療。他不知自己能不能親自出席會議，先寫了一份書面發言稿。後得到醫生允許，抱病參加了會議。其時，這位當年編輯過《挺進報》的老地下黨員身體已相當虛弱，發言卻率直尖銳。
他直指，不應在分析重大歷史現象時，誇大“和平演變”、“自由化”等意識形態原因，經濟改革開放絕不容許倒退。
講完後，蔣一葦即趕回空軍總醫院準備次日的手術。臨行，江澤民和所有參會者起身為他送行……
座談會：目標已明
討論從12月10日進入第三階段，討論中國改革自身的問題，題為“如何搞好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當天用了半天時間，接著，12、13日連續兩個半天，至14日則有一整天。五個半天的時間，足以使討論比較深入。
2012年8月7日，張卓元向財新記者憶及21年前的往事。他清楚地記得：“我聽完發言回來就跟我老伴說，'哎呀，今天老吳非常解放！'”
當時，很多人的發言都要跟馬克思主義掛鉤，而吳敬璉則直截了當引用新古典經濟學。他很鮮明地提出，應當採納新古典經濟學家的理論，以資源配置的有效性來解釋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必要。他還在會上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傾向性提法，將計劃與市場的關係描述為在宏觀調控下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
周小川則指出，市場有兩項基本的功能，即實現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和提供兼容的激勵機制。
在吳敬璉的記憶中，參會者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沒有分歧，分歧在於：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府管什麼？是微觀干預，還是宏觀管理？“在這幾個問題上，每個人表現出的理論深度確實不太一樣。”
周小川、郭樹清、林毅夫等有現代經濟學素養的年輕學者，著眼於以市場為核心的整個體系，而所謂市場就是能形成競爭性均衡價格、能反映資源的相對稀缺程度的製度，在規範的市場上能夠形成價格信號，從而引導資源配置。
20年後回憶此輪座談會，有參會者做出歸納，認為這“十一個半天”醞釀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傾向性提法；將計劃與市場關係，描述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論證和解釋，為十四大提供了一定的理論準備。
據與會者回憶，江澤民主持並出席了全部會議。他沒有發表長篇講話，但有許多現場點評。此外，喬石、姚依林等領導人有時間便來聽會。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溫家寶自始至終參加了座談會。
會議紀要後來形成了可供傳閱的整理稿。
小平歷史性“南巡”
中南海風向漸轉，但局勢尚未明了。在年底的十三屆八中全會上，只有土地聯產承包的政策明確作為基本製度長期穩定下來，其他問題未能討論。在黨報輿論場上，直到1992年初，“市場經濟”在較量中依然處於下風。
1992年1月5日，北京的《理論動態》發表了一位理論權威以“華之俏”為筆名撰寫的《反和平演變三論》一文。文章稱，“階級矛盾還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鬥爭還存在。……我們要進行反對和平演變的鬥爭，要防止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複闢。”
此時的鄧小平已經是88歲高齡。他雖已經正式退休兩年有餘，但無法“過一個真正平民的生活”。國運仍是其責任所在。
1992年1月17日，農曆辛未年臘月十三，鄧小平攜家人乘專列，從北京站出發去南方“家庭度假”。正是這趟南巡，為當時中國經濟改革中的種種紛爭畫上了句號。
1月19日上午9點，火車到達深圳火車站。在這個12年前鄧小平親自劃為特區的地方，鄧小平視察口岸、遠眺香港、走訪企業、遊覽景區，每一處的談話都緊扣改革，初看是談深圳，細品則句句指向全國。
在談話中，他以當時著名的安徽蕪湖“傻子瓜子”老闆年廣久的故事為由頭，指出城鄉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長期保持穩定。“即使沒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變，不要使人們感到政策變了。”
★針對過去兩年中姓“資”姓“社”的討論
針對過去兩年中姓“資”姓“社”的討論，鄧小平直言，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此即著名的“三個有利於”標準。
鄧小平還提出了重要論斷：“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1月23日上午，在從深圳蛇口碼頭乘快艇前往珠海途中，時任珠海市委書記梁廣大說，群眾反映最大的是政策搖擺，下邊執行起來也左右為難。
鄧小平回答說，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
一周後，鄧小平途經廣州、江西鷹潭前往上海，此時距離農曆新年只有四天。在上海閔行開發區，鄧小平再次強調，到本世紀末，上海浦東和深圳要回答一個問題，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實來回答改革開放姓“社”不姓“資”，有利於社會主義，不利於資本主義。
正名市場經濟
1992年2月21日，鄧小平回到北京。根據鄧小平在深圳和珠海談話整理的講話紀要已經完成。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將鄧小平南方談話作為1992年中央“二號文件”下發，並要求盡快逐級傳達到全體黨員幹部。
“鄧小平的這個講話如同石破天驚，極具理論上的創新精神和批判精神，對改革的實踐是又一次的巨大推動。”時任體改委主任的陳錦華在回憶錄中說。
一年前因“皇甫平事件”受到“政治冷藏”的《解放日報》副總編輯周瑞金則激動地說，“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真正是大音希聲掃陰翳！”
3月9日至10日，江澤民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15名政治局委員表示，完全贊同鄧小平的南方談話。
鄧小平視察南方時，曾有中央媒體記者跟隨，但並未報導。直到3月26日，《深圳特區報》發表《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一文，生動描寫了鄧小平在深圳特區視察的經過，並首次公開披露了南方談話的部分內容。同日下午，《羊城晚報》全文轉發了此文。兩天后的3月28日，《文匯報》和《中華工商時報》全文轉載該文。3月30日，新華社全文播發此文。
至此，“市場經濟”光明正大地進入公眾視野，不再是危險名詞。
1992年6月，原中顧委委員、老一輩經濟學家於光遠在《改革》雜誌發表《不要再迴避“市場經濟”這個詞》一文。他說，“直到小平同志這次講話之前，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在文章中迴避使用'市場經濟'這個詞。我說迴避使用，是指文章作者本人在思想上是接受這個詞的，但人家都不用，自己也就不去用它。至於有一些在思想上反對市場經濟的人，倒並不一定不使用這個詞，但只是在對之進行批判時才使用它。”此後，於光遠一連寫了幾十篇文章，並於當年8月出版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論(札記)》一書。
全國上下輿論風向發生了變化。“市場經濟”不再是危險名詞。
1992年12月29日，88歲的鄧小平被英國《金融時報》推選為“1992年風雲人物”，理由是：鄧小平親自到華南創建的經濟特區視察，在全國引發起自由市場經濟改革的新浪潮。
第三章：總要有個目標模式
市場呼之欲出
十四大召開的日子越來越近。
1992年4月1日晚11點，全國七屆人大第五次會議代表駐地北京西苑賓館。時任體改委主任陳錦華房間的電話響了，來電者是江澤民。
在電話中，江澤民說：“現在，改革開放正處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下一步該怎麼辦，大家都在等待，也有點著急，請體改委好好研究一下，向中央提出建議。”
陳錦華立即做出安排，請剛從上海調任體改委宏觀調控體制司司長的樓繼偉組織座談會。
“這是我到國家體改委後做的第一件事。”樓繼偉回憶說，他當時約請了廣東、江蘇、山東、遼寧、四川等幾個省的體改委主任召開座談會，討論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採用哪種提法更好。
在座談會上，廣東省體改委主任易振球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機制。易振球認為，從共產黨領導到收入分配，再到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效率，與中國的國家性質並不矛盾。樓繼偉認為，易振球講得很好很系統。其看法也獲得絕大多數參會者的讚同。
會後，國家體改委將可以明確提出“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議寫成報告，直接呈送江澤民。當時，十四大報告起草組已經拿出第一稿，文中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4月30日，江澤民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報告第一稿。他強調，十四大在計劃與市場的關係上要前進一步，要講清楚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什麼。
再進言
幾乎同時，改革者也在通過其他渠道向江澤民進言。4月30日，吳敬璉與他經濟學領域的同事——時任中國銀行副行長的周小川、國家計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李劍閣和國務院發展中心副主任吳明瑜在多次討論、修改之後，向江澤民提交了《關於計劃與市場提法的建議》。
在建議書中，吳敬璉等人梳理了十多年來關於計劃與市場的爭論中提法的演變，並建議在十四大把這一論述提到一個新高度，對社會主義改革的目標模式做出新的科學概括，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
當時，“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提法已被廣泛接受。但是，吳敬璉認為，這種提法既不能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找到依據，也不是現代經濟學的通用語言，而是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表達方式。而且，這也不能突出一種經濟體制的運行特徵。
5月25日，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正在太原出差。據當時陪同朱鎔基出差的李劍閣(後調國家經貿委司長)回憶，下午正開著會，朱鎔基接到一個電話，出去了一會兒。晚間散步時，朱鎔基告訴李劍閣：“下午就是接到澤民同志的電話，商量能不能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這位深知現存經濟體制弊端的副總理，積極支持了江澤民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
三種提法
此時距離江澤民預定的6月9日在中央黨校的講話只有十天了。國內外觀察家都判定，這次講話將為十四大定調。
此時，講話起草組已經概括出了三個提法：一是建立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體制；二是建立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體制；三是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講話前，江澤民再次多方徵詢意見，斟酌是否適合在黨校講話中正式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說法。
最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明確的提法，出現在6月9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上的講話中。
江澤民以討論問題的方式指出，上述這幾種提法，究竟哪一種更切合中國的經濟實際，更易於為大多數同誌所接受，更有利於促進我們經濟建設的發展，還可以繼續研究，眼下不必忙於做出定論。“我個人的看法，比較傾向於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提法。”
江澤民還對“什麼是市場經濟體制”作了闡釋。
他在講話中批評有些人“很少看到市場對激勵企業競爭推動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特別是看不到市場也是一種資源配置的方式，看不到它對優化資源配置所起的促進作用”，同時指出“市場是配置資源和提供激勵的有效方式，它通過競爭和價格槓桿把稀缺物資配置到能創造最好效益的環節中去，並給企業帶來壓力和動力。”
“他講到目標是這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時候，我聽到全場熱烈鼓掌。”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楊春貴2009年3月在接受央視採訪時說。
江澤民還在講話中重申鄧小平的看法：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在後來的十四大和十五大報告中，他仍反复表述了這一看法。
小平支持
“六九講話”之後，江澤民專程拜訪了鄧小平、陳雲等老同志。黨內高層意見達成統一。
6月12日，江澤民專程到鄧小平家拜訪。鄧小平表示，贊成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提法，還說：“實際上我們是在這樣做，深圳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搞市場經濟，沒有競爭，沒有比較，連科學技術都發展不起來。產品總是落後，影響消費，影響到對外貿易和出口。”
他還說，黨校講話可以先發內部文件，反映好的話，就可以講，這樣十四大也就有個主題了。
此後，根據“六九講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精神，起草小組進一步修改十四大報告。
這是一面旗幟
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確立進入衝刺階段，但進展並非一帆風順。1992年七八月間，起草十四大文件的班子中有人提出，把調子往下降降，打算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成報告中的第三級標題。
同在起草組的劉國光堅持主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當下最重要的，應該放在第一級標題。
顯然，“計劃與市場”的議題在十四大報告起草中依然是矛盾焦點。
在看到十四大報告徵求意見稿後，吳敬璉十分焦急，於9月5日再度上書江澤民：“把我國經濟改革的目標規定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對鄧小平同誌所倡導的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的進一步闡明，也是本世紀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項最重大的發展，其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都十分深遠，應當用有分量的語言加以概括和評價。”並直言不諱“目前的文稿似乎體現不足”。
此時，江澤民決心已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面旗幟。
兩個點睛之釋
“這次大會肩負著重大的歷史使命。全黨同志和全國各族人民都寄希望於我們這次大會，世界上關心中國的朋友都注視著我們這次大會。”1992年10月12日，江澤民在作報告時，開篇即強調使命之艱鉅。
希望和關心，聚焦於中國經濟改革如何揚帆啟航，劈波斬浪。
結果已眾所周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這次大會上確立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用江澤民自己的話說，這一整體性、前瞻性的提法，確定了今後經濟體制改革的走向，可以保持中國經濟改革20年穩定。
前任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在小組討論中說，十四大報告中最有新意、最有突破性、對改革最具決定意義和深遠影響之處，就是明確地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與四個月前的“六九講話”相比，十四大報告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論述，更加全面而係統，不僅將其設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而且做出兩點解釋，即中國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同時也要看到市場有其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必須加強和改善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
周小川評價說，這兩點新解釋，延續了過去對於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都可以用的認識傳統，形成了市場經濟和宏觀調控的新概念，建立了一種高於在計劃和市場之間水平切塊的新關係。
確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是一次思想大解放。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教條終於被拋棄了，市場不再是“被利用”的機制，而是基礎。人們終於可以放開手腳大干一場了。
1993年3月29日，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把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作為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以立法形式確定下來。
第四章：從綱領到行動
間接調控：第一次大考
改革目標甫定，便麵臨第一次大考。
十四大之後的1993年，經濟形勢並不樂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猛增，1992年躍升40%， 1993年再攀升50%；投資擴張導致原材料價格因供不應求而上漲，並引發全面通脹，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14.7%；房地產熱、開發區熱、證券股票熱、亂拆借、亂集資，處處可見。
1993年整個上半年，朱鎔基副總理都在思謀良策。6月10日至13日，國家體改委、財政部和世界銀行在大連召開“中國宏觀經濟管理國際研討會”。此次“大連會議”籌備半年有餘，朱鎔基是核心策劃人物。會議邀請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莫迪利亞尼(Franco Modigliani)、倫敦經濟學院教授斯特恩(Nicholas Stern)、斯坦福大學教授劉遵義，還幾經波折請到了被譽為“台灣經濟奇蹟重要推手”的李國鼎，他當時已屆83歲高齡。
“大連會議”提出了提高存貸款利率至正利率水平、推行信貸額度限制、價格改革等多項一攬子改革措施。會後，朱鎔基又專門會見了李國鼎。李國鼎提出了確定中央與地方稅收之合理比例關係、整頓中央銀行、匯率並軌、加入IMF等建議。
樓繼偉至今認為“大連會議”十分重要。他說，在推進全面經濟改革的關鍵時期，會議討論形成的主導性意見成為製定政策的重要參考。
“大連會議”之後，落實了對於“過熱”的應對措施。幾經反復和商討，國務院最終形成6月24日下發的16條(即《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16條”實施半年後，效果初顯。新開工項目開始減少，貨幣供應量增速明顯回落，亂拆借、亂集資的口子基本被堵住。
值得關注的是，“16條”措施中有13條是經濟手段，強調的是強化間接調控，更多地採取經濟手段、經濟政策和經濟立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實踐。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確立後，這次以經濟手段為主的間接調控可稱“第一次應試”。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也為此後系列改革方案的出台創造了條件。
“50條”：總體規劃和方案設計
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項艱鉅複雜的系統工程，需要相應的體制改革總體規劃與實施方案。
1993年5月31日，距離十四屆三中全會召開還有164天，由25人組成的文件起草小組進駐北京西郊的玉泉山。
玉泉山是清代的“三山五園”之一，後成為中共領導人經常活動的地方，中國多數重要文件都起草於此。初夏的玉泉山很幽靜，起草文件在兩層小樓5號樓的一層會議室，起草組成員則散居在2、3、4號樓。
到玉泉山的第一天，江澤民主持了起草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講了文件起草的意義、指導思想、主要內容和需要著重回答的問題。
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溫家寶是起草小組組長。一位當年的起草組成員回憶說，溫家寶講得很清楚：十四大確立了改革目標，具體怎麼樣落實、如何具體化，三中全會要前進一步，對建立新體製做出規劃。
據當時的起草組成員回憶，起草組用三週多時間完成了提綱，於9月9日完成第三稿。經中央審議修改後，下發全國征求意見。與此同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還就改革中的重大問題，組織了有300餘人參加的16個專題調研組，到各地開展了廣泛的調研，為起草工作提供了豐富的背景材料。
這份題為《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的草案最終交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時，是正式討論稿的第八稿。
“當時起草組有同志開玩笑說，七搞(稿)八搞(稿)，總算搞出來了。” 參加起草工作的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夢奎回憶說。
11月14日，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這一決定。文件除開頭和結尾各一段簡短的文字外，主體分為十個部分，共50條。所以，該決定又被稱為“50條”。
按周小川後來的總結， “50條”是對十四大報告的具體展開，是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的詳細解釋和改革的行動綱領。這個文件和十四大報告一起，構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縝密的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整體框架，描繪出了一幅從舊經濟體制向新經濟體製過渡的藍圖。
直到今天，多位親歷改革的參與者認為，這一框架仍有重要指導意義。
“50條”在市場經濟框架下提出，由現代企業製度、市場體系、宏觀調控體系、分配製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組成的“五大支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內容。由此，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十四大提出的總體目標，具體化為行動綱領。
“這五根支柱，是迄今最好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時隔19年，許多專家仍如此評價。
交鋒企業製度
多位參加起草的專家回憶，在《決定》50條中，爭議最多、費力最大的是有關“現代企業製度”的內容。
73歲的陳清泰回憶說，1993年在起草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時，江澤民幾次提出並要參與起草的同志回答一個重大問題：公有製、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能不能結合、怎樣結合？
當時，陳清泰從湖北第二汽車製造廠調任國務院經貿委副主任將屆一年。在中央後來成立的16個專題調研組中，他擔任第2組即國企改革調研組組長。
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中國經濟生活中，國有企業佔據超大比重。按傳統框架下的思路，主要通過簡政放權、減稅讓利、政策調整來“搞活”企業。
陳清泰尋求突破。這時，陳清泰了解到吳敬璉等人關於對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公司化改造”的建議。
當時，吳敬璉與當時在斯坦福大學任教的錢穎一博士一起提出，在企業建立“公司治理結構”，“將現有的非公司類型的企業改組成為公司法人組織”。陳清泰認同這一看法，並向江澤民作了介紹。
8月24日，吳敬璉和錢穎一合著的文章《關於公司化》在《經濟日報》發表。
8月27日，在大連舉辦的華北、東北地區部分國有大中型企業座談會上，江澤民說，建立產權關係明晰、責任制度明確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現代企業製度，是搞好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關鍵。
不過，到了後來，“怎麼確立現代企業製度的幾大特徵，又難倒了大家。”張卓元後來被調到現代企業製度分組“攻堅”。陳清泰也被臨時請上了玉泉山。後來，經過反复討論，確定了“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這一十六字方針。
11月3日，有關表述才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確定下來。
據有關人士回憶，當時有一種主張，認為國有企業改革應該用“公司治理”這一更為明確的理論概念，但最終沒能採納，而是用多數人接受的“現代企業製度”代替。直到1999年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這一概念才出現在《中共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這是後話。
“勞動力市場”之爭
“勞動力市場”本來是市場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但是，在文件中徑直這樣命名，卻碰到了“釘子”。“反對者的理由是，提出'勞動力市場'，必然會影響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擔心在政治上引起不良反應。”83歲的高尚全告訴財新記者。當時，他是起草組市場體系分組的負責人。
從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到十四大，正式文件都是用“勞務市場”的概念。
《決定》起草過程中，也有人建議用“勞動就業市場”。當時“勞動力市場”一詞之所以成為禁區，同在市場體系分組的張卓元認為，主要是因為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主持起草的一位理論權威曾加了一句：“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力不是商品，土地、礦山、銀行、鐵路等等一切國有的企業和資源也都不是商品。”
為摒除意識形態的羈絆，高尚全曾徵求了幾位中央高層的意見並獲得認可。
11月3日，距離十四屆三中全會只有11天了，此事仍未有定論。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聽取起草組關於各方面對《決定》徵求意見稿的意見和修改情況的匯報，高尚全列席。
“那次本來輪不到我發言，但實在憋不住了，要不然，'勞動力市場'根本就出不來。”
在日前接受財新採訪時，高尚全仍清楚地記得，自己當時一口氣提了五個“為什麼要提勞動力市場”。其中最有說服力的一條理由，是說“勞動力市場”是重要的生產要素市場，也是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勞動力這個最活躍的生產要素不能進入市場，統一開放的市場體係就很難建立起來。
江澤民當場問道：“提勞動力市場，社會上能不能接受？”
高尚全覺得很有把握：“中央只要提出來，肯定能接受！”
流金歲月
“50條”行動綱領提出確定了“整體推進、重點突破”的改革戰略。重點突破需要切實行動。
“50條”面世後一個月的12月15日，國務院相繼做出《關於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和《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其中，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石破天驚：從1994年1月啟動稅改，現行的地方財政包乾體制為分稅制所取代；1994年1月匯率並軌，建立以市場匯率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幣浮動匯率制度；1994年著手的稅制改革，將“統一稅制”作為主旋律，建立了以增值稅為主體的新的流轉稅制；1994年1月啟動的金融改革，確立了中央銀行宏觀調控體係以及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分離的金融組織體系……
按照改革參與者之一樓繼偉事後的總結，這次涉及價格、稅收、財政、金融、外貿、投資等多個領域的整體性改革，“基本建立起了市場配置基礎上的國家宏觀調控新機制。”
“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最為重要的一次製度建設里程碑。”多年後，一些參與者和觀察者們仍然難以忘懷當時改革的流金歲月。
這組“自上而下”的配套性改革，後來被研究者稱為“最小一攬子改革”，亦即改革方略中的“重點突破”。靠此次強力操作，改革走出了計劃和市場的拼盤式思維，確立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框架，校正了經濟中的扭曲，步入帕累托改進的道路。
現任央行行長的周小川最近分析說，當時那場改革的重點就是破舊立新，讓價格合理化，市場起作用。在這裡，價格主要連接著分稅制、增值稅和外匯體制三項改革，其結果，實質性地克服了完善價格體系存在的兩大基礎性障礙，即價格形成機制中含流轉稅不平等的問題，以及國內價格與國際市場價格不平行的問題，奠定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基本條件。
三大改革的方案並非天上掉下來的。一批經濟學家從上世紀80年代後期即對此展開了深入研究，更在90年代改革低潮期做了縝密的配套改革準備。
以當年吳敬璉、周小川、樓繼偉、榮敬本等牽頭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總體設計”課題組為例。該課題組在上世紀80年代國務院方案辦人員組成基礎上，囊括了多個領域經濟學家，包括至今活躍在經濟改革前沿的吳曉靈、郭樹清、李劍閣、謝平、李克平、胡曉煉等，也包括一批資深經濟學者和中青年新銳，如張卓元、易振球、張春霖、楊之剛、劉吉瑞、王育憲、王林、銀溫泉和萬安培等。
財新獲得的多種資料表明，該課題組的研究相當系統。其中1990年-1992年中期的研究，主要是在對國別及改革歷史比較的基礎上，探討改革理論的進展，總結以往改革的經驗，提出中國進一步改革的基本思路、順序安排和配套政策。這為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做了理論準備。
從1992年下半年開始，課題組啟動了配套改革方案設計。當時平行推進的改革方案包括價格、稅收、財政、金融體制諸多方面，其中，樓繼偉領導的體改委宏觀司，在宏觀調控改革上形成《關於配套進行價格、稅收、財政、金融體制改革的意見》、《建立一個規範、有效的財政新體制》和《關於加快財稅體制改革的建議》等若干報告；由周小川領導的多個小團隊，在財稅、國有企業與社會保障、匯率等改革形成若干報告；由吳敬璉和周小川領導的《對近中期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整體設計》；郭樹清領導的《現階段經濟改革的若干戰略性問題及處理方式》；吳曉靈和謝平領導的《轉向市場經濟過程中的中國貨幣政策》、《關於加快金融體制改革的設想》以及李劍閣的《必須繼續推進流通市場化和市場製度化》等等**。
這些研究報告的部分參與者，後來參加了“50條”起草組。1993年夏天，朱鎔基又選擇部分人參加改革方案班子，在北戴河籌劃即將啟動的三項改革。
當時，這個方案籌備組和北京玉泉山的“50條”起草小組曾經密切溝通和交流，“很多建議就是在吃飯中聊出來的。”身兼兩職、直接參與兩個小組溝通工作的李劍閣回憶說。
猶如營建一座宏偉的大廈，十四大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念，“50條”提供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總體框架，而這一年的專項改革方案則是一張張具體的施工圖，改革就是整體推進、重點突破的實施過程。
十五大：姓“公”還是姓“私”
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不可能迴避國有企業改革難題。
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現代企業製度”及十六字方針指明了改革的方向，但是，實踐中傳統思維慣性強大。1995年之後，國有企業的虧損面加劇，負債率上升，山窮水盡之時，深化改革再度提上日程。
在此關頭，“左”的思潮也同步出現。從1995年初，就出現了聲討1992年以來改革的“萬言書”，認為在社會意識上“資產階級自由化逐漸佔了上風”，在經濟上“私有經濟的比重超過了一定的度”。至1997年，已有四封“萬言書”，姓“公”姓“私”之爭成了新焦點。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召開。大會報告對中國基本經濟制度做出突破性表述，正面回答了這一爭論。大會報告說：“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
在提到公有製時，報告特別清晰地提出了“公有製≠國有製”的表述，指出：公有製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製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在提到集體經濟時，特別明確可“廣泛吸收社會分散資金”；在明確“公有製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時，指出“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勞動者的資本聯合為主的集體經濟，尤其要提倡和鼓勵”。報告還明確，“國有經濟比重減少一些，不會影響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
對於非公有製經濟，報告強調了其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地位。
“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這一戰略，後來被稱為“抓大放小”，正是此後國企退出競爭領域主張的先導。
不是尾聲
市場經濟目標引領中國20年。享經濟改革之紅利，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又正處在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關鍵時期。
在中共十四大確定改革目標、十五大提出中國基本經濟制度之後，十六屆三中全會做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改革曲折逶迤，但終究向前挺進。
20年前的改革大策劃彪炳史冊，卻也難免受到歷史和認識的局限，其實施過程中也多有不盡如人意之處。早在十四大報告在起草過程中，即曾提出若干需要在中期研究解決的改革問題。
但是，因缺乏共識或囿於內外部條件不足，多數只是破題。
這些未完成的改革課題，包括國企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社保體制改革等，至今仍是未完成改革中障礙最多、難度最高、爭議最大的內容。
如同經濟學家吳敬璉在國際經濟學會2011年第16屆全球大會上所言，中國於上世紀末建立的市場經濟體制仍很不完善，最主要的是政府對市場的控制和乾預有不斷強化之勢，國有部門的壟斷力量有不斷擴大之勢。這種“半統制、半市場”的經濟體制難以為繼，有可能向權貴資本主義蛻變。從威權發展模式向民主發展模式的轉型，正是未來中國改革的主要任務。
歷史走到2012年底。在改革深水區徘徊多年的中國，又到了“改還是不改”的重大關口。
中共十八大燃起了希望，而踐行全面改革方略面對重大挑戰。決策者需要重啟改革的堅決行動，如學者們建議，這可以包括：
——堅定地、漸進地推行已經達成共識、看明方向的基本改革，鼓勵基層創新，支持局部探索，以點帶面推進，不為阻力所困；
——對牽涉面廣、全局性強、複雜交叉的重大改革進行精心設計、協調行動，形成若干組“最小一攬子”改革方案，相繼突破；
——精心選擇一組成本可承受的改革創新舉措，盡快付諸實施，使人民可檢測，表明政府的改革承諾是可信的，從而改變改革環境，激發改革動力，等等。
目前，中國“自下而上”的變革願望強烈，創新衝動持續，愈顯出上層推動、頂層設計的迫切和必要。
中國不願意、也無法等待太久。人們期待著新一波改革春潮奔騰而來，期待著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的改革全方位突破。
十八大已然落幕，始於十八大的歷史才剛剛起步…… -
參考文獻 (按首字音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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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錦華著：《國事憶述》，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 年7 月第1 版；
●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綜合規劃司編：《中國改革大思路》，瀋陽出版社，1988 年7 月第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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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光著：《經濟學新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12 月第1 版；
●樓繼偉主編：《宏觀經濟改革——1992 年~《宏觀經濟改革——1992 年—1994 年背景設想方案操作》，企業管理出版社，1995 年10 月第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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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周小川、榮敬本等著：《建設市場經濟的總體構想與方案設計》，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 年1 月第1 版；
●吳敬璉著：《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中國出版集團，2004 年3 月第1 版；
●吳敬璉著：《構築市場經濟的基礎結構》，中國經濟出版社，1997 年6 月第1 版；
●薛暮橋著：《薛暮橋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年1 月第2 版；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7 月1 日第1 版；
●《 中國經濟50 人看三十年——回顧與分析》，中國經濟出版社2008年10 月第一版；
●《陳清泰：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原載11 月10 日《二十一21 世紀經濟報導》
* 即Corporate governance，譯為公司治理或法人治理結構。
** 這些先送達領導部門、隨後在報刊上發表的研究成果，集中發表於1990-1994 年期間的《改革》和《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雜誌。涵蓋總報告與財政和稅收體制、貨幣政策、金融體制、國有企業、社會保障、政府職能等改革方案分報告，後集結成書《建設市場經濟的總體構想與方案設計》(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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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改革观：如走回头路 只能回到落后贫困
2012年3月12日15:19 中国青年报 我要参与(70)
【核心提示】：当年陪同邓小平的广东省原省长梁灵光认为，1984年，邓小平同志的首次特区行，“拯救”了改革开放。“不走回头路”，表达了邓小平的决心，也显示了邓小平的气魄。
本文摘自《中国青年报》（2011年06月15日 08版） 作者：任远林 原题：“不走回头路”——换个角度解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观
1984年1月，邓小平来到广东视察。28日，邓小平登上中山市三乡镇的罗三妹山，下山时，他对陪同人员说了语带双关的五个字：——“不走回头路”。这一铿锵有力的世纪强音，对于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步伐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当年陪同邓小平的广东省原省长梁灵光认为，1984年，邓小平同志的首次特区行，“拯救”了改革开放。“不走回头路”，表达了邓小平的决心，也显示了邓小平的气魄。
纵观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不走回头路”的思想和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十年“文革”浩劫之后，党和国家处于十字路口，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邓小平指出：“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
因此，改革开放成为邓小平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和时代的选择。“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应时代的潮流，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从此在邓小平的引领下，中国人民踌躇满志地迈出改革开放的新步伐。
“万里征途奋今朝，峥嵘岁月宏图起”，在邓小平的设计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地展开。“不走回头路”，意味着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走对路， 才能不走回头路。如果要走对路，就要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首先在农村，为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逐渐实行和推广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对此，邓小平给予大力支持。邓小平还主张：“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工业、商业，还有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都在内。总之，我们内部要继 续改革，对外进一步开放。”
“不走回头路”，意味着要远离闭关锁国的老路，面向世界开放。向世界开放，建立经济特区，是邓小平“不走回头路”思想中的闪光点。1979年，中央 授权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之后，深圳、珠海和汕头等经济特区纷纷成立，招商引资蔚然成风，改革开放春雷阵阵。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面对这一伟大事业，邓小平坚定推进改革开放，他信心百倍地指出：“已经从各方面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要继续实行，不能走回头路。”
“不走回头路”，成了改革开放的誓言！
二
改革开放伊始，前进的道路坎坷崎岖。“恐资症”在中国流行，重重阻力，妨碍改革开放的进程，使人缩手缩脚、畏葸不前。记忆中，那时日本曾向我国提供 一笔约1660亿日元的贷款，数年后，我们才动用36亿日元，为此，我们还要向日方支付8亿元的延迟使用手续费。可见，前行之路布满荆棘，实施改革开放并 不是一帆风顺，而“不走回头路”是冲破一切阻力的金刚钻。“为政之道就是勇往直前，有进无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容停步和迟疑，要抓紧时间，用夸父追日 的精神，坚决地推进改革开放。
“不走回头路！”这句话已经成为鼓舞亿万人民改革开放斗志的流行语，中山市原市委书记谢明仁说：“它代表了邓小平的坚毅与决断。他老人家创办经济特区，策划改革开放，深得人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没有理由走回头路。”
“不走回头路”是改革开放阔步前进的动力源泉！
三
新时期，邓小平不仅引领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走回头路”，而且还勉励后来者也要坚定前进的步伐，远离老路和邪路，“不走回头路”。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1992年的春天，88岁高龄的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和广州等地，奏响春日凯歌，这是他最后一次到广东视察。在参观 中，他要大家：“胆子要大一点。”可以看出，在他所引领的伟业中，不会因为碰到挫折，就动摇改革开放的信念，就走回头路。邓小平强调：“如果我们走回头 路，会回到哪里？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
邓小平“不走回头路”的思想在新时期得到了薪火相传。江泽民说，没有发展，我们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也就不可能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胡锦涛指 出，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做到思想上坚信不疑，行动上坚定不移，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道路。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党以成熟的态度认识事，以正确的措施处理事，以周密的行动善后事，从而使我们不走错路、弯路、岔路，更不走回头路。
改革大潮涌动神州，开放之风吹遍中华，环视华夏，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实践证明，在邓小平“不走回头路”思想的指引下，改革开放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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