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mo 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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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國汀評論】論共產黨暴政的罪惡（三） 越南共產黨政權的罪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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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各位回到郭國汀評論。
今天接著論證越南共產黨的罪惡和寮國共產黨的罪惡。我們知道共產黨政權實際上是1917年由蘇聯在全世界建立了第一個共產黨政權，從此以後蘇聯就全力以赴向全世界推銷共產黨專政。1919年蘇聯共產黨主導操控下設立了一個共產國際，就是由共產國際組織打著民間團體的旗號，而實際上是蘇聯官方組織，向全世界各國推銷它的暴力革命。而越南共產黨就是由共產國際策劃、跟中國共產黨同期設立起來的。
共產國際在1943年被撤銷以前，一共向全世界資助、煽動建立了九十個共產黨。1941年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蘇聯跟美國和英國聯合成同盟國與希特勒納粹德國，義大利法西斯和日本軍國組成的軸心國作戰，這個時候它考慮政治上的需要，才把共產國際給取消了。
問題是在取消以前，它已經在全世界各國設立了九十個共產黨，其中有四十個共產黨奪權，實際上嚴格意義上至少有二十個共產黨奪取了政權，因為蘇聯，就是蘇維埃共和國聯邦，一個國家包括十五個國家；南斯拉夫，後來分裂成六個國家；捷克斯洛伐克分為兩個國家。所以總共加在一起居然有將近一半的共產黨奪取掌握了政權。
從1989年到1991年期間蘇聯與東歐巨變，所有的共產黨政權紛紛垮台，第一個垮台的是波蘭共產黨政府，接著是匈牙利，後來是中歐的一系列國家全部相繼垮台，最後是蘇聯——1991年底蘇聯解體，所以共產黨政權也就完蛋了。但是由於中共暴政靠超級野蠻殘暴血腥鎮壓了1989年4月至6月的學生民主運動，得以苟延殘喘迄今；現在全世界僅剩下五個共產黨國家，亞洲的中國、北朝鮮、越南、寮國，外加一個拉丁美洲的古巴。
如果各位聽眾有興趣的話，聽完這個系列評論後，不用多高深的理論，因為這完全是實踐，也就是共產黨暴政的犯罪事實，可以得出下面幾個結論：
第一，世界各國共產黨政權都是罪惡魔鬼的化身，它們之間只有量的區別，而沒有質的不同，也就是說殺人多少的問題，搶劫多少次、或者多少量的問題，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第二，共產黨實質上是披著羊皮的狼，而狼永遠也改不了吃羊的本性。也就是說世界上有沒有好的共產黨呢？答案是：一個都沒有！所有共產黨的本質都是一樣的。
第三，所有的共產黨政權都是象瘋狗一樣瘋狂的咬人。被瘋狗咬的人都有致命的危險，但如果是瘋狗，它必然要咬你，這是由瘋狗的本性決定的。所以所有的共產黨政權都是象瘋狗一樣相當危險。
但是非常可憐的是什麼呢？是中國大陸，包括海外民運人士當中，迄今仍然有不少人被中共流氓當局騙得團團轉，被共產黨玩弄各種騙人的把戲，騙得昏頭轉向；中共使用了千百種手段，把中國人中的很多人都騙的變成了腦癱，或者變成了所謂政治白痴這樣的「精英」，還在幻想，或者整天還在夢想，跟中共怎麼共生共榮，或者期望由中共主導進行政治改良，改革政治體制。
根據上述三個特點，我認為共產黨暴政要是不滅亡的話，天理不容，神鬼不依。當今之世對中共極權專制暴政可以說是人神共憤，天地人皆怒，所以中共暴政必定滅亡，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不以任何政黨的意志為轉移的鐵律，也是上帝的旨意。現在言歸正傳回到越南和寮國共產黨政權的罪惡來分析。
由於越南共產黨當今還在執政，寮國也是如此，所以對它們到底犯了多少罪，說句實話，到現在還沒有人完全清楚。對越南共產黨和寮國共產黨罪惡的研究，仍然還處於初級階段，因為它的資料來源非常有限。因為所有共產黨的罪惡都被共產黨當局當作國家秘密嚴密封鎖；所以所有的信息來源主要還是源於如下幾塊：一是被迫害的逃亡到世界各地的越南人作證；還有越南共產黨當局已經公布的一些資料；此外一些國際人權組織進行調查獲得的資料；另外是一些理論文章，或者綜合分析得出的結論，以及被越南共產黨打敗的法國殖民政府，還有美國中央情報局一些資料。
作者根據這些資料歸納研究，主要從四個方面論證越南共產黨罪惡。第一，秘密政治警察統治，黨內爭權的大清洗。第二，從強制勞改，集中營這方面的罪惡歸納越南共產黨的罪惡。第三，越南共產黨煽動階級仇恨，暴力危害搶劫地主的罪惡。第四，殺人如麻，酷 刑迫害知識分子和宗教信仰人士。第五，人為製造大饑荒，大批餓死人。下面我根據這五個方面展開，談談越南共產黨到底是什麼玩意兒。
越南共產黨建黨初始，它的秘密政治警察就隨之設立。黨內爭權奪利都是血腥殘暴、野蠻至極，就是大清洗。越共一開始就這麼干。越南共產黨實際比中國共產黨稍微遲一點在1925年成立，然後不到三年，它便處死了一名共產黨的領導人，罪名是誘姦女同志。1931年越共屠殺了一百多名地主。它們那時還沒有奪取政權，只是象中共一樣，也建立一個象江西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一樣的所謂解放區，在1931年就開始殺了一百多名的地主。為什麼殺人呢？就是因為抓人質，敲詐勒索，等到敲詐勒索幹了以後，就把這些人全乾掉。或者說由於敲詐勒索已經沒有油水可敲詐了，再把這些人全部幹掉。
所謂蘇維埃，就是工人和士兵委員會，蘇聯的工人和士兵委員會叫做蘇維埃。中共和越南共產黨都是學蘇聯，都稱之為蘇維埃。日本侵佔越南實際上早在1937年就開始了。但是越南共產黨象中共一樣，都是假抗日、口頭上的抗日，實際上一動不動，實際上它集中力量打擊南越政府，也就是當時的合法政府，同時玩命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它直到1945年才開始打日本侵略軍。而四五年八月日本已經投降，所以越南共產黨與中共一樣皆是下山摘桃子搶功勞的能手。
越南共產黨對於黨內的叛徒，或者國內的反動派的仇恨遠遠大於對日本人的仇恨，所以地主和地方官員往往成為越共暗殺的目標；越南也搞大眾法庭，也就是所謂人民法庭。人民法庭實際上就是由文盲、法盲貧下中農這一類人組成的所謂法庭。它們的審判幾分鐘就可以處死一個人，完全不屬於正規法院有嚴格法庭程序保證的法庭，這也是從蘇聯和中共學來的。
中共在1949年到1951年的土地改革運動中，也是由普通農民建立法庭，隨心所欲處死任何人。主要是富人處死這些富人目的在於沒收搶劫他們的財產。越共所採取的這些恐怖手段，當時還針對相對弱小的越共反對派，主要是托洛斯基派，中共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被共產黨開除以後，實際上他還是共產黨。他和中共黨內的一些人組織了托派，越共同樣如此。
換句話說所有的共產黨都是互相之間在內部用血腥的方式進行生死搏鬥，目的是爭奪領導權和經濟資源；所有的黨內同志，必須按照我的意志行事，只要不同意我的觀點，不同意我的方法，那你就是我的敵人，哪怕你同樣是共產黨，這是所有的共產黨共同的現象。
而1945年，越南共產黨人總共也僅五千左右。日本人1945年8月20日宣布無條件投降後，使越共胡志明一躍成為國家政要越共的胡志明一夜之間就變成了越南的領導人。而在以美國為首的盟軍到達越南之前，越共趁機對所有的競爭者，爭奪政權有爭議的這些競爭者進行大清洗.而恐怖的對象主要是包括黨內所有反對派的主要領導人，憲政主義者，以及大知識分子，還有右派的政治家，政治宗派的創始人。其中胡志明親自下命令，進行過多起暗殺事件。托派遭到系統滅絕，（托洛斯基是蘇聯紅軍的創始人，也是列寧的親密戰友），越共的托派遭到了滅頂之災，可以說全部被滅絕。
然後1945年的8月29號，也就是說日本投降九天，越共就號召在各個村莊設立清除叛徒委員會，數百名托派隨即被捕殺，而其它的曾經協助過西貢當局的人，大都數都被剝奪糧食，或者被殺害。在四五年8月25號，越共就按蘇聯的模式建立了國家安全組織，實際上越共一成立就成立了秘密警察組織。
而剛剛清空的監獄很快又迅速被填滿，因為也就是打敗日本以後，整個國家就解放了，解放了以後很多監獄的犯人都被釋放了。但是越共就是利用這個秘密警察組織又大肆抓捕，很快就把這些所有的監獄佔滿。而且越共還專門成立了一個暗殺攻擊委員會，其大多數成員都是從當地黑社會的流氓當中聘任，而這個做法，跟中共一模一樣，中共實際上是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在上海設立了一個秘密政治警察特務組織，其中很多成員就是聘用上海青紅幫黑社會成員。例如中共當時的特務頭子顧順章，就是周恩來聘用青幫頭目之一。後來顧順章又被周恩來親自下令，將他一家大小十六口人，最小的才幾歲，全部幹掉，因為顧順章叛變。但顧順章的親屬當中幾乎都是共產黨員，這些人並沒有叛變，只是顧順章本人叛變，但是周恩來下令把他全家人全部殺掉。越南共產黨它也是利用地痞流氓來充任它的特務。
當時的中共特務還有康生，陳雲，陳賡，這些人全部都是中共後來的頭面人物，實際上都是特務出身。越南成立的暗殺組織，就是專門進行謀殺，主要是政治謀殺。在8月和9月，兩個月內，越共一個暗殺了數千人，綁架了數萬人，而這些行為都是由越共的整個組織乾的，就是越共中央操控、縱容基層組織乾的。
然後它針對的第二個對象是越南國民黨，越南國民黨和越共之間也進行了血腥的戰鬥，最後越南國民黨在1945年被越共徹底消滅。而且越共86%的農村黨支部全部被清洗，在抵抗法國運動期間，95%的幹部被清洗，而越共的軍隊首先遭到清洗，也最先結束。所以越共的迫害對越南共產黨的軍隊打擊非常大，許多越共軍官逃亡投奔南越去了，這就是越共跟所有的共產黨共同的地方，就是黨內大清洗——秘密政治警察特務統治。
第二，強制勞教和建立死亡集中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越共的迫害暴力重新成為反抗法國殖民權力的武裝抵抗力量，有許多人證實被越共關入集中營的原法國殖民軍，大多數都是飽受酷刑以後死於集中營，二萬多名戰俘在1954年日內瓦和平協議簽署後，二萬多名只剩下九千人，也就是說死掉一半多人，都被極為惡劣的監獄條件及酷刑折磨，餓死，或者累死。
印度支那的山區還有一種非常可怕的地方傳染病，它的監獄條件非常惡劣，所以很容易蔓延這種傳染病，而且越南監獄沒有任何醫療設施，所以犯人時不時的受到飢餓，或者毆打，或者酷刑，因此死人也就特別常見。1950年開始，中共派了許多顧問到越南，幫助越南興建中國式的勞改營。而且原則上，越南共產黨對待外國人犯人要遠遠好過對待越南本國的犯人，這點跟中共也是一模一樣。
中共同樣如此，中共對外國人都是遠遠好過本國人，也就是說給外國人超國民待遇。實際上，中共長期援助越南，如果沒有中共的大力援助，越南共產黨是不可能打敗美國的，很多中共軍隊身穿越軍的服裝，參加越共打美國，主要是炮兵，高射炮部隊，還有醫療、工兵等等。
中共在毛澤東時代，無償援助越南至少超過一百億美元，而中國本身是個非常貧窮的國家。後來中越翻臉以後，越南就否認一切了。特別是鄧小平發動的「自衛反擊戰」，實際上等於把中國人民援助越南二十幾年的血汗錢全部一筆勾銷。不但一筆勾銷，越南人現在實 際上對中國人非常仇恨。
范文同總理1980年承認，越南有二十萬人被勞教，但估計實際上至少有將近一百萬人被強制勞教，也就是說總理承認二十萬，實際上將近有一百萬。而受害者，主要包括眾多學生、大學生、知識分子、教師、基督教牧師、天主教神父、還有軍人、包括越南共產黨員。這是非常有意思的現象，所有的共產黨政權全部都是騙子政權，它對它所犯的罪錯，或者惡的東西，它都是成倍，甚至十倍百倍縮小。范文同總理承認整個越南只有二十萬人被勞教這個數字，就是典型的欺騙產物。
越共監獄的條件是不一樣的，越往北方的越糟糕，監獄根本沒有任何醫療設施保障，衛生條件極差，生存條件非常原始，完全與世隔絕，在這些監獄中，能夠生存下來絕大多數都要依靠家屬的接濟。因為犯人每天只有二百克劣質大米，而飢餓常常被監獄當局利用來迫害犯人，或者逼迫犯人就範的武器。設計關押二十個人的牢房，往往都要塞滿八十個人。鞭笞和長期拖延審判期限司空見慣。越共監獄與殖民時期監獄相比，後者成為安寧平靜的天堂。所有共產黨政權所推翻的前面的所謂專制政權，比如說中共推翻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實際上兩者相比，前 者都是要比後者好的多。酷刑秘密進行，處決亦然。所以外界根本就無法 知道真實的情況。在越南，監獄裡面的犯人不能會見親人，就是禁止會見親人，甚至不準與親人通信，這都是嚴重反人道的，違反國際法的，也 就是司法黑暗的很，也就是強制死亡的勞教營。
美國2008年的總統大選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麥凱恩就是越戰英雄。當年，因為他的父親是海軍四星上將，越南當局得知這個信息後，本來想跟他做交易，也就是把他放了，期望得到什麼好處，但是麥凱恩寧可跟普通士兵一樣，絕不享受特權，因此他被越南多關了五年。期間他被打斷了胸肋骨，多次受到酷刑，他也見證了越南監獄的殘酷野蠻。
有一個證人證明在越南舊政權時代，有一個監獄關押了八千人，當時國際社會極力譴責這個監獄，說它生存條件惡劣。但是這個同樣的監獄，在越共手中，在相同的條件下，關押了四萬人，換句話說，在越共政權下，相同的條件關押的犯人增加了將近五倍，那麼他們的生存條件肯定是極度惡劣，極度惡化。犯人常常因為飢餓，或者因為缺乏空氣，以及酷刑或者因為自殺而死亡。
越南的監獄，一般都是殖民地時期留下來的條件相對來說都比較好。而越共自己建的監獄，全部都是建立在原始叢林當中，往往與世隔絕，犯人全部都被判終身強制勞教，強制勞改。 因為沒有審判，也就不能使用任何程序和法律程序抗辯，更談不上請律師辯護的問題。
今天由於時間的關係，我們先講到這。
2010年3月14日第210個反中共極權專制暴政爭自由人權民主絕食爭權抗暴民權運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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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國汀評論】論共產黨暴政的罪惡（四） 越南共產黨政權的罪孽（下）
2010-03-21 http://big5.soundofhope.org/node/102578
聽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各位回到郭國汀評論。
今天接著上一講的話題，1975年8月份有四十八名越共的犯人逃跑成功，逃向自由世界，他們向全世界披露了越南監獄非常惡劣的生存條件。而越南政治難民，在全世界各國都非常團結。他們對越共不抱任何幻想，他們堅決反對越共。
中國人在海外很多地方，在北美也好、歐洲也罷，自己是難民，反過來卻擁護中共。這種現象只有中國人才有。像柬埔寨的難民也非常團結，還有北朝鮮的難民，全部都非常團 結，他們都堅決反共。因為他們自己身受其害，他們不會因為自己已經獲得了自由，就對本國同胞的自由熟視無睹。
第三，煽動階級仇恨，暴力搶劫地主。1953年12月，越共發動土地改革運動，一直到三年後才結束。它們目地和方式，實際上跟中共在1946年到1952年的土改非常相像。中共1946年開始的土地改革，主要是在所謂解放區進行。1949年中共奪取全國政權以後，就把土改推向了全國，它的目地在於加強共產黨跟貧下中農的聯繫，也就是收買農民的心，通過殺害搶劫地主，非法剝奪地主的土地，把它分給貧農和下工農，在這種情況下，農民當然會歡天喜地，自然也會配合中共，或者配合越共參軍、賣命。
越共的土改實際上徹底清除了地方所有的反共勢力，而且土改也為它全面控制整個國家，控制經濟奠定了基礎。由於越共的強烈民族主義，越南當時的社會菁英，實際上都是支持越共的，這是階級鬥爭理論和民族矛盾理論的一個實例。列寧認為：「階級鬥爭是國家產生的原因，也就是說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我認為列寧此論純屬謬論，因為實際上國家是民族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而決非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越南社會菁英，包括地主、富農、資本家。這些人實際上在越共奪權之前都非常支持越共。因為越共非常強調越南民族，在反抗法國殖民政府的鬥爭中民族認同感特彆強。但是越共一旦奪權以後，這些社會菁英全部成為越共政權的受害者。
越共政權的野蠻和殘暴，實際上受中共的影響非常大，它也是隨心所欲的按照每個地區4%到5%的人，劃為地主。被劃為地主的人，全部被殺頭，財產被搶劫一空。毛澤東設定的敵人就是總人口的5%，顯然越共的4%、5%的比例，是從毛澤東這裡學來的。而毛澤東則是向蘇聯學來的。蘇聯在列寧時代，就是按比例來劃定階級敵人。越共奪權一開始就建立起極權社會，所謂極權社會，就是共產黨對全社會，從窮鄉僻壤一直到大都市、各行各業，從成人到小孩老人，從宗教、教育、工商所有的行業，全部都被一個政黨絕對控制，強制洗腦，極權社會使得個人完全沒有了自由空間，所有的自由、所有的權利全部被剝奪的一乾二淨。
而越共奪權建政一開始，就建成了一個極權社會，土地改革，它的受害者就是地主、富農，通常都是被殺害，極少數的情況下，被被投入監獄，財產全部被沒收，這是以中共土改為藍本，富人全家都受難。例如有個富有的女地主兼商人，儘管她是越共革命積極的贊助者。她還有兩個兒子是越共軍官，但是在土改時她本人被批鬥，當地農民拒絕批鬥她。因為她人很好，這個女地主本身又是支持越共的，為越共做了很多貢獻，當時她家鄉的農民拒絕批鬥她。然後一夥受過中共訓練的人，衝進會場，煽動批鬥大會，把氣氛給哄抬起來，然後指控她在1945年以前，殺死了三名佃戶，與法國人睡過覺，與法國人合作，擔任法國人的姦細，最後她被折磨的精疲力盡，被酷刑後承認一切指控，隨即被殺頭。
當時她在越共軍隊當軍官的兒子，被從中國召回國，一回國，立即被剝奪軍籍，而且被判處20年徒刑！這是個非常典型的案例，這說明了什麼呢？說明共產黨都是忘恩負義之徒，共產黨都是搶劫匪徒一樣的土匪，所以它所採取的手段，也都是土匪流氓搶劫術。解密檔案證實蘇聯共產黨公然搶劫銀行、郵電局、火車站，斯大林就是負責搶銀行的頭目。中共同樣在瑞金時代便大量綁架地主富人當人質敲榨勒索。即「打土豪分田地」。越共和中共一樣，時不時煽動階級仇恨。
有個越南共產黨領導人，與美國基辛格國務卿，分享同一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他證明說：如果希望農民參軍，首先就煽動他們對階級敵人的仇恨。1956年1月10號， 越共一家報紙公開宣稱：直到徹底消滅地主階級，它們永遠也不會平靜。
這些做法實際上每個了解中國現實與歷史的人，都很清楚，實際上與中共是一模一樣的。諸如《白毛女》、《半夜雞叫》、四川劉文彩的《收租院》、還有《紅色娘子軍》等，都是中共為了煽動階級仇恨而編造出來的政治謊言，目地就是煽動人們之間的階級仇恨，煽動窮人仇恨富人，然後採用流氓手段，用強暴手段，殺掉富人，搶劫其財產，霸佔他們的妻女。越共實質上跟中共一樣純屬一個流氓犯罪集團。
第四：越共殺人如麻，酷刑迫害知識分子以及宗教信仰人士，在越南酷刑折磨是家常便飯，有個越南共產黨員被越共殺害時還高呼「越南共產黨萬歲」！這實際上跟中共黨員被中共幹掉時一模一樣。有很多中共黨員被中共槍殺的時候，也都是喊「中國共產黨萬歲」！因為他以為是法西斯在殺害他，越共到底濫殺了多少人，到今天仍然是個秘密，仍然是絕密。
但是至少有五萬人在農村被殺害，至少有十萬人被投入監獄，其中有一百五十萬天主教徒遭到越共的迫害，有六十萬天主教信徒被迫逃往南越，也就是逃到西貢。1956年 4月，越南也經歷了一場百花齊放運動，這跟中共又是相同的，也即知識分子公開要求自由，隨後不久就受到迫害。
1958年，四百七十六名「意識型態的破壞者」，實際上就是異議人士，被迫作公開檢討，然後被關進監獄，類似中共的勞教所。1968年2月份越共又進行了一場群體屠殺，至少三千人被屠殺，其中包括越南的神職人員，也就是牧師，神父，主教。還有法國宗教神職人員，德國醫生，以及政府官員和一般的工作人員。
第五，越共人為製造大饑荒，大批餓死人。越共在1959年發動了類似中共的大躍進運動，胡志明在1958年的10月份親自撰寫了一篇文章，他鼓吹建設大規模的灌溉工程項目，越南的大躍進結果出現了跟中共一樣，所謂由於乾旱引起農業生產欠收，也就是說引發了一場人為的大饑荒。而這場大饑荒越共和中共一樣，封鎖的嚴嚴實實，外界幾乎不知道，這是近幾年才透露出來的秘密。這場饑荒在越南到底餓死多少人，到今天為止沒有一個確切的數字，可能只有到越共徹底倒台以後，檔案才會披露真相。這裡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共產黨政權，只有少數例外，全部發生過類似的大饑荒，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
少數例外是波蘭、南斯拉夫和古巴，原因何在呢？恰恰因為這三個國家，都或多或少保留了農業的私有制，農業沒有強行全部集體化；像南斯拉夫基本上全是私營的農業，古巴保留了30%的中小型的敵人農場，波蘭也保留了大部份私營農場。而他們都沒有出現大饑荒。其它絕大多數共產黨政權，全部都出現大饑荒，原因在於共產黨政權都是強制農業集體化，搞什麼人民公社，集體農莊，合作社之類的。
蘇聯出現過兩次大饑荒。第一次餓死了五百萬人，第二次餓死六百萬人，總共餓死一千一百萬人。而中共政權餓死了三千八百多萬人，如果按照趙紫陽說法則餓死至少四千三百萬人；越南到底餓死多少人呢？至少幾十萬人以上，但是到現在為止沒有人作具體的說明。
當然連年的戰爭給越南造成嚴重的後果。越共剛開始跟法國人打仗，後來跟美國人打，一直打了十幾年，但是越共在1964年，1965年和1967年仍然持續對內大清洗。蘇聯共產黨總書記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作了一個秘密報告，首次披露了斯大林迫害黨內同志的駭人聽聞罪行，當時他僅說斯大林犯了嚴重錯誤。到1961年，在二十二大上，赫魯曉夫揭批斯大林更進了一步，赫魯曉夫乾脆把斯大林所犯罪行為都揭露出來，而且明確定性其為犯罪。但是越共和中共一樣，對親蘇的黨的幹部進行清洗。像中共一樣，也發動所謂反修 防修運動，這說明胡志明跟中共一樣，由於他自己幹了太多犯罪的勾當，造下了太多和斯大林一樣的罪孽。他害怕受到清算，所以才開啟反修措施。
中共和越共均沒有從斯大林的犯罪吸取教訓，不但未糾正錯誤反而導致黨內迫害進一步加強，所以才會導致到1989年到1991年它們沒有垮台，繼續苟延殘喘了二十年，越共很多情況和中共相似。被打成修正主義分子的人，好些人都被關進監獄十幾年，而且關了十幾年也沒有受到審判。證明越共體制下，它的司法完全不獨立，司法極黑暗，沒有任何人權保障，包括越共高級官員都沒有任何人權保障，更不用說普通越南國民了。
越共跟美國之間的戰爭一直到1973年1月，簽署巴黎和平協議，美國撤軍後才終止，美國撤軍以後，越共就跟南越打得不可開交，最後於1975年打敗了西貢政權，隨後一百萬原來西貢政府的工作人員和士兵被強制學習三天（實際上強制監禁了三年）。對前政府的官員，軍官說是強制學習一個月（結果實際上變成關押了七年到八年）。這是共產黨出爾反爾，它們的承諾保證都是像屁話一樣的，可以隨時推翻的沒有任何信譽。
越共1975年奪取政權後，立刻製造成幾十萬人大逃亡，其中有相當數量的華裔，這些亡命天涯的難民在逃難過程中，都是乘著破漁船飄洋過海，許多人因此而葬身大海，有很多人成為海盜的犧牲品，還有相當一部份人逃到了北美，歐洲好多國家。
現在越南人也是遍布全世界，在北美最多。一直到1986年，越共才隨著共產黨政權日益衰弱，被迫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開放，拋棄了好些共產主義原教旨。當時新的越共總書記上台後，釋放了一大批政治犯，關閉了北部叢林中的殺人集中營，同時頒布了新刑法，原來刑法中比較野蠻的條款做修改。但是到今天為止，許多知識分子和宗教信徒，仍然受到迫害和監禁，任何不滿和抗議仍然被以極端殘暴的手段鎮壓。
上述五個方面是越共所犯的部分罪行。
寮國共產黨政權的罪孽
這裡簡單介紹一下寮國共產黨政權，它是世界上最後殘存的共產黨政權中的最小的一個。寮國共產黨政權的罪惡。它的資料更少得可憐，實際上，共產黨在寮國奪權，進展比較順利，也就是說，幾乎沒有發生什麼戰鬥，它就奪權了，它主要是在越共的幫助下奪取政權。
但是寮國共產黨一奪權，不到幾天就有三十萬人逃難，而其中90%是寮國所有的知識分子、技術人員和官員。換句話說寮國這麼一個小小的國家，它90%受過最良好教育的人，以及有最熟練技術的人員，就是技術人員和知識分子全部逃亡國外，這對國家意味著什麼呢，這意味著這個國家剩下的人實際上都是無法逃的，或者說沒有知識、沒有文化文盲未受專業訓練的人，那它的經濟不垮才見鬼。所有前政府官員、警察、軍人，全部都被關入監獄，一般都被判刑五年。
還有三千名左右的要犯，主要是警察和軍官，被關入一個設在島上的完全與世隔絕的監獄。1977年原來寮國皇家的成員，全部被逮捕，最後一位王子死於監獄，換句話說王族的傳統也就斷了根。寮國共產黨射殺逃亡者是非常經常的事情，因為寮國的地理位置很獨特，這個國家水上交通四通八達，所以人很容易逃亡。往北逃亡就逃到了巴基斯坦，往南則逃入泰國，很多人就是從水上逃亡的。1975年至少有四萬五千人被殺，或者是由於大飢餓被餓死。寮國共產黨同樣對本國的共產黨和其它政党進行了大清洗，只是它的清洗不像其它共產黨國家那麼血腥而已，它的清洗主要是開除公職，剝奪他們的生存權利。
1979年，寮國共產黨跟中共分裂，之所以跟中共分裂，是因為中共入侵越南，也就是鄧小平發動的「對越自衛反擊戰」，主要是鄧小平和中共為了幫助柬埔寨共產黨。因為越南共產黨侵犯柬埔寨，但實際上越共軍隊入侵柬埔寨（據稱柬埔寨紅色高棉屠殺了大量越南裔，儘管紅色高棉屠殺的華裔比越裔還高，中共政權從未譴責過柬埔寨紅色高棉半句，更不用說派軍隊救助華裔同胞），因此越軍至少客觀上救了無數的人命，因為紅色高棉純屬匪幫暴徒，它是所有的共產黨政權當中最殘暴、最野蠻的政權，它的殺人如麻從它殺人數量與人口比例衡量，肯定勇奪「冠軍」。
寮國共產黨就是因為中共入侵越南，跟中共分裂。同時它進行了一場清洗，把所有親中共的黨政幹部全部被清洗掉了。1990年蘇東巨變時，寮國共產黨又進行了一場清洗。今天，特別是1988年越南五萬名越軍撤軍後，寮國共產党進行了一系列自由化的經濟改革。今 天寮國政治犯已經比較少了，但是由於這個國家非常貧窮落後，由於這個國家的精英基本上逃得一乾二淨，所以它現在是個極落後的國家。
這裡我補充一點，上周介紹古巴的情況。我們知道，卡斯特羅政權迄今仍然存在，蘇聯自1991年底，已經中止了對它的經濟支持，它之所以還能夠生存，它靠什麼生存呢？它現在實際上主要靠旅遊業，卡斯特羅1994年在一次國會上演講時公開推銷它的旅遊業，他說「我們古巴擁有全世界最安全的艾滋病比例，而古巴的姑娘最漂亮」。
換句話說這個共產黨政權之所以還能苟延殘喘，是因為它出賣本國女人的性資源，以此作為條件吸引世界各國的旅遊者，維持它的暴政統治。根據2000年的一份資料顯示，古巴已經成為全世界「性旅遊」最熱門的國家。2000年，一共有一百七十萬人到古巴「性旅遊」，古巴賺了這種出賣本國姑娘賣身的錢。賺這種錢還叫共產主義？！事實充分證明全世界的共產黨政權全是罪惡昭彰，共產黨沒有一個好東西，全部都不是玩意兒。
我們已經介紹了四個共產黨政權所犯下的罪孽。接下來還有十幾個共產黨，我們將逐個介紹，這種介紹我認為對幫助廣大的中國人了解什麼是共產黨，什麼是共產主義，什麼是共 產黨暴政，以及我們應該怎麼對待？怎麼面對這種現狀？應該怎麼辦？應該做什麼？每個人都會得出自己的答案，我希望每個人都能夠好好的思考這個問題，這是關係到我們每個中國人的子孫後代的幸福的大問題。
好今天我們就講到這兒，謝謝大家。
2010年3月21日第211個反中共極權專制暴政爭自由人權民主絕食爭權抗暴民權運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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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曝光60年代的性酷刑 為3600萬餓殍立墓碑 ——曾慧燕：楊繼繩 為3600萬餓殍立墓碑【阿波羅新聞網2008-11-16訊】
被打的有3528人，當場打死群眾558人，打後致死的636人，致殘的141人，迫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毒打、腳踼、凍、餓外，還採取了冷水澆頭、拔頭髮、割耳朵、竹籤子穿手心、松針刷牙、點天燈、火炭塞嘴、火烙奶頭、拔陰毛、通陰道、活埋等數十種極為殘忍的酷刑。
楊繼繩為3600萬餓死的亡靈樹碑立言，新著
《墓碑》面世後好評如潮。(曾慧燕／攝影)
餓死3600萬人是什麼樣的概念？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下450枚原子彈，相當於發生150次唐山大地震。第1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1000多萬人，中國1960年一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
今年是中國「大躍進」50周年和「改革開放」30周年，發生在半世紀前的「大躍進」運動導致的3年大饑荒，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悲劇。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有戰爭，沒有瘟疫，卻有幾千萬個鮮活的生命死於人為的飢餓，出現大規模的「人相食」、人吃人。如今大饑荒過去50年了，這段歷史始終含糊不清，幾千萬亡靈魂歸無所。
新華社退休高級記者、現任《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楊繼繩，今年5月在香港出版《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天地圖書公司），此書長達80萬字，分上下兩冊，堪稱是血淚交加、資料翔實的長篇調查報告，也是一幅真實記載大饑荒的全景圖，詳細記述了1960年代大饑荒餓死3600萬人的史實，並着重介紹其中12個省餓死人的情況。
請看書中記載的一段文字；「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披麻帶孝的禮儀，沒有送葬的鞭炮和紙錢，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幾千萬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精神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車將死人成批地拖到村頭的大土坑裡，有的地方因無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還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尋找食物的路旁，還有不少死人長時間放在家裡，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
「信陽五里店村一個14、15歲的小女孩，將4、5歲的弟弟殺死煮了吃了，因為父母都餓死了，只剩下這兩個孩子，女孩餓得不行，就吃弟弟。……」
飢餓比死亡更恐怖
此書是作者逐一實地考察、走訪大量當事人，包括當年各級幹部、饑荒倖存者及見證人，並詳細閱讀檔案資料寫成。對沒有實地考察的其他省分，他則透過各種渠道查閱了大量的資料，包括公開或未公開的各級檔案、會議紀錄、談話紀錄及各種地方誌、縣誌，也參閱了許多專著、統計資料等。他窮10年之力，收集了近千萬字的資料，寫成《墓碑》一書，填補了歷史空白。書中涉及的事件、引用的資料，都詳細註明來源、出處，有些還配有照片。
這是一本承載了許多倖存者集體記憶之書，亦是紀念3600多萬餓死亡靈的墓誌銘。
1999年秋，楊繼繩到信陽淮濱縣防胡鄉高油坊瞭解當年情況。70多歲的農民余文海把他領到村外一塊麥地邊，指著麥地中間的幾棵樹對他說：那長樹的地方原來是一個大坑，上百具屍體就成堆的埋在那裡。楊繼繩感嘆：「如果不是當事人余文海指認，誰也不會知道，在綠油油的麥苗和挺拔的樹木下面，深埋著慘烈的悲劇。」
他在書中描述，死亡前的飢餓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樹皮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都用來填肚子。在挖觀音土的地方，饑民們一邊挖，一邊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裏塞著觀音土。死人的屍體，外來的饑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饑的食品。
作為一個有良知的新聞工作者，骨肉親情是楊繼繩寫作《墓碑》的動機之一。他的父親是一位善良、正直的農民，1959年死於飢餓，事隔半世紀，父親臨死時的慘狀、家鄉慘不忍睹的情況仍歷歷在目。
楊繼繩說，這本書原打算名為《天堂之路》，後來改為《墓碑》。他指出書名「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為在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3600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三是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墓碑；四是在這本書寫到一半時，楊繼繩在體檢時發現有「病變」（甲胎蛋白呈陽性），「於是我加快了寫作的速度，下決心把這本書寫成，也算是為自己立一個墓碑。後來有幸在複查時排除了病變，但寫此書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如因此書而遭不測，也算是為理念而獻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個墓碑」。
因此，楊繼繩決心為歷史作見證，記錄這一曠世災難，以警後世。他強調，把真相公諸於眾，不是為了喚起仇恨，而是希望今後不再出現這樣的悲劇。大饑荒始終是巨大的歷史包袱，遲早要卸掉，並要從中汲取教訓。他深刻指出，大饑荒的成因及結果，間接引發了另一場浩劫──文化大革命。
字字血淚不忍卒讀
美國西東大學、21世紀中國基金會和中華學人聯誼會10月17日至19日在紐約聯合舉辦「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大躍進50周年和改革開放30周年國際研討會」，邀請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加拿大及全美各地40多名學者與會，旨在探討中國當代史上大躍進和改革開放這兩大歷史事件的意義及影響。《墓碑》作者楊繼繩也是與會者之一，這次應邀訪美，在會上發表「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調查報告，並接受《世界周刊》專訪。
「叫墓碑，太沉重」！《墓碑》確是一部令人心情沉重的書，不少人在閱讀此書時，難以忍受錐心之痛，幾番掩卷，不忍卒讀。知名作家倪匡形容，「讀《墓碑》，感覺每一個字，都有30個魂縈繞在旁，深深體會什麼叫『令人髮指』的感覺。」他並形容《墓碑》文字的震撼力，有「字字血淚」之說。
楊繼繩在「墓碑」前言部分，詳述了他父親悲慘死去的一幕。那是1959年4月底，楊繼繩在湖北浠水第一中學讀高中，他兒時的朋友張志柏匆匆趕到學校通知他：「你父親餓得不行了，你趕快回去，最好能帶點米回去。」他還告訴他：「你父親沒有力氣去刨樹皮，餓得沒辦法，想到江家堰去買點鹽沖水喝，沒想到倒在半路上，是灣裡的人把他抬回來的。」
楊繼繩當即向老師請假併到食堂停伙3天，取出他的口糧──3斤大米，然後趕回他下灣的家。「走到灣裡，發現一切都變了樣：門前的榆樹（浠水稱之為油樹）沒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個凌亂的土坑。池塘乾了，鄰居說是為了撈蚌放乾的。蚌有股難聞的腥味，過去是不吃的。沒有狗叫，沒有雞跑，連過去歡蹦亂跳的小孩子們也待在家裡出不來。灣裡一片死寂」。
他走進家門，發現沒有一顆糧食，沒有一點能吃的東西，水缸裡連水也沒有。「餓得走不動，哪有力氣挑水啊！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臉上沒有一點肌肉，皺紋寬闊而鬆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沒有伸起來，只是動了動。這隻手和上生物解剖課時看到的人體骨骼標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雖然有一層乾枯的皮，但沒有遮住骨骼上每一處的凸起和凹陷！看到這隻手，我心裏陡起一陳酸楚和震撼：原來通常說的『瘦得皮包骨』是這樣的恐怖和殘忍！他嘴裏嘟啷著，聲音很低，他是叫我趕快走，趕快回學校去。」
父親變成這個樣子，楊繼繩心裏充滿了懊悔和自責，「我為什麼不早點回來挖野菜呢，為什麼不早點請假拿點米回來呢？」他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送到床邊，然而父親噎不能下嚥了，三天以後與世長辭。
埋葬了父親，他很悲痛，但沒有絲毫埋怨政府。「我不認為這和政府有什麼關係，也不認為這和『三面紅旗』（指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有什麼關係。我對當時宣傳的大躍進的成就、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依舊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遠地方發生的事情，我以為我家鄉發生的事是個別現象。我以為父親的死只是我一個家庭的不幸。想到偉大的共產主義即將到來，家庭的這點不幸算什麼？黨教導我遇事要犧牲『小我』，維護『大我』，我絕對聽黨的話。這種認識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時期。」
楊繼繩說，那時，他沒有懷疑過共產黨和政府，所有被灌輸的東西都全盤接受。「1957年反右派時，黨組織說右派分子壞，我就認為壞。1958年大躍進，我也是學校裡的積極分子，我寫的讚美大躍進的詩曾送到黃岡地區教育展覽館。當時我是團委宣傳部長，兼任學校《青年共產主義者》油印小報的主編。白天參加勞動，晚上編報紙。1959年元旦，我為這張報紙寫《元旦獻詞》，熱情地歌頌『大躍進』。在全校慶祝新年的大會上，校長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讀我寫的這篇文章，作為向全校師生的獻詞。」
楊繼繩說他不懷疑「三面紅旗」，除了無知以外，還有整個社會強大的政治壓力，使他不敢懷疑。「不停頓的革命大批判，耳聞目睹的嚴酷懲罰，使人們產生了一種恐懼心理。這種恐懼不是看到毒蛇猛獸那種陡然產生、陡然消失的恐懼，而是化解在神經和血液中，成為每個人的生存本能。人們像避開熾熱火焰一樣而避開政治危險」。
1960年他考入北京清華大學，大學期間還是很聽話，一直擔任團支部書記，1964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使他認識最初發生轉變的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到12月，他和幾名同班同學一起到20多個城市「串聯」，各地大字報揭發出高官的腐敗和特權。「我開始不迷信權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報紙上所說的一切。我開始懷疑中國共產黨多年來向我灌輸的神話。我和多數普通群眾一樣，是以反對高官的特權的心態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長張體學說的一句話使我震驚：湖北省在3年困難時期餓死了30萬人！這時我才知道，發生在我家庭的悲劇不是個別現象。」
楊繼繩在清華大學拖拉機製造專業畢業後，分配到新華社。新華社記者可以接觸到其他人無法接觸到的社會層面。他不僅知道了很多與黨史教科書上不一致的真實情況，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貧困及許多與生活。「作為新華社記者，我更知道報紙上的『新聞』是怎樣製造出來的，知道新聞機構怎樣成為政治權力的『喉舌』。」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思想禁錮比過去鬆動了不少，一些真實的歷史開始透露出來。楊繼繩說：「過去黨教導我們，在抗日戰爭期間，只有共產黨抗日，國民黨一味投降妥協；現在才知道，國民黨支撐著抗日的主戰場，有一、兩百位將軍為國捐軀。過去黨教導我們，由於自然災害，少數地方發生了饑荒；現在才知道，完全是由於人禍，幾千萬人飢餓而死……我開始知道，中國共產黨黨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國歷史，都是按照共產黨的需要，進行了歪曲和編造。」
還原歷史追求真實
一旦知道自己過去長期受到矇騙，就產生出一種擺脫矇騙的強大力量。當權者越是掩蓋真實，就促使他更加追求真實。他不僅大量閱讀新發表的史料，也在採訪新聞中努力了解真實的過去。「我親身經歷的1989年北京風波（六四事件），更使我大徹大悟。年輕學生的鮮血，把我的頭腦裡過去幾十年接受的種種謊言洗刷一盡。作為新聞記者，我力求發表真實的報導和言論；作為學者，我有責任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並把真實歷史告訴受矇騙的更多人。」
在擺脫矇騙和追求真實的努力中，楊繼繩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他父親死去的社會背景。雖然時間過去了幾十年，他對父親死因的思考卻日益深入。
當他得知，父親因大饑荒餓死的年分，中國並沒有什麼天災，是一些正常的年分，雖談不上豐收也談不上災害。當他得知，河南省發生人吃人的慘劇時，信陽100萬人死於飢餓時，河南至少有25億斤糧食庫存，臨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億斤糧食庫存，僅動用這兩省庫存，根本不會餓死人。明知道大面積餓死人，毛澤東還大幅增加當年全國徵糧庫存額度，他的憤怒無以復加。大饑荒完全是人禍，原因是謊言，加上人民公社對人身控制、計畫經濟的荒謬以及極權政權的殘酷。
當一個人從當年迷信的謊言中醒來時，首先是憤怒，然後陷入對歷史真相的沉思。楊繼繩說，發生在他家的悲劇，同時發生在全國上千萬個家庭中。
在新華社的第1個10年，他跟潮流寫了許多稿子，以上人民日報頭版為榮，有一年曾在人民日報發了14個頭版頭條。現在回顧，楊繼繩說90%的稿子都應當燒掉。第1個10年，他只有兩篇稿子是憑良知寫的：一篇是《天津駐軍大量佔用民房，嚴重影響軍民關係》，經中央批評軍隊全部退出民房；另一篇是《天津勞動生產率調查》。
第2個10年，楊繼繩儘可能說真話，堅持不說假話，但有時還不得不跟一下潮流。
第3個10年，楊繼繩決心不跟潮流，只寫自己想說的真話。「說真話，求真理，做真人」這是他的追求。
他說：「在權力面前說真話。」「一無所求，二無所懼，就能自立於天地之間。」
[next]
父親墓碑立在心中
楊繼繩有感於大饑荒噎過去50年，在中國國內還沒有一本記述這個歷史事件的書。「這不僅是歷史的遺憾，也對不起幾千萬餓死的冤魂」。
面對大饑荒造成的嚴重後果，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劉少奇還說過，對這場災難要刻上碑，記上帳，「要子子孫孫地傳下去，以後再也不犯這個錯誤。」1962年春，劉在與鄧力群談話時也講到「歷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楊繼繩利用到全國各地採訪的機會，查閱有關資料，訪談經歷過大饑荒的人。他從大西北到大西南，從華北到華東，從東北到華南，查閱了十幾個省的資料，訪談了上百位當事人。經過10年努力，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記下了10多本當事人談話記錄。他「終於比較全面和比較深入地得到了這場持續3、4年的大饑荒的真實情況」。
1980年代，楊繼繩家鄉興起為先人修建墓碑的風氣，特別是在外面當大官的人，修的墓碑更氣派。親戚朋友也勸他為父親修建個墓碑。
楊繼繩想，「我雖然沒有當什麼大官，我為父親立的墓碑一定要比當大官的更氣派。然而，我想到了1959年家鄉那些墓碑的命運，有的被拆來修建水利設施，有的在大鍊鋼鐵中用來做土高爐的底座，有的則鋪在路上任千人踩、萬人踏。墓碑越氣派，被拆除的危險就越大。父親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須立在心裏；立在心裏的墓碑，不會遭人踐踏，也不會被人拆除。」
接着，他花了10年功夫，調查大饑荒真相。每到一地，他以正面報導為幌子，要求地方黨委開放大饑荒的檔案，抄寫資料。多年如一日，他白天完成工作，晚上除了特殊情況，如生病、家中有事，他都在寫作，終於完成《墓碑》。「這本書也算是幾千萬飢餓亡靈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飢餓的亡靈得到安慰。」
他在心中為父親修建了一座墓碑。《墓碑》這本書，就是銘刻在他心中墓碑的文字表達。「即使我在這個世界消失了，這個文字表達的心聲，將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圖書館中。……」
他認為，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應當立上巨碑，以警後世。「我想，為了牢記歷史教訓，僅有我這本書是不夠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紀念碑，日本廣島、長崎有了紀念碑，歐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戰紀念碑。中國也應在一切餓死人密集的縣分（如信陽，通渭，羅定，亳州，鳳陽，遵義，金沙，郫縣，榮縣，豐都，大邑，館陶，濟寧等等），在餓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貴州、河南、山東、甘肅、青海等省的省會城市，以及在天安門廣場，建立大饑荒紀念碑。這些紀念碑不僅紀念亡靈，也是讓人們永遠記住這場災難，從中吸取教訓，讓悲劇不再重演。」
他強調，墓碑是凝固的記憶。人類的記憶是國家和民族賴以進步的階梯，是人類航程前進的路標。「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極權制度下的當權者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強制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黑暗、對罪惡的記憶。因此，中國人常犯歷史健忘症，這是權力強製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這塊墓碑恰恰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內情驚人力透紙背
《墓碑》面世時間不長，引起海內外讀者極大關注，佳評如潮。中國大陸自由作家、歷史學者丁東說：「這是一部力透紙背的信史。」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徐友漁指出，雖然中西方作者以前出版了多種有關大饑荒的書籍，但「就資料的全面和翔實，內情披露的驚人，論證的理性和嚴密，以及結論的權威可信而言，這本書是前所未有的」。
他指出，《墓碑》一書全面、真實地記載了全國大饑荒的情況，書中詳載各省饑荒的慘烈實況和剖析饑荒發生原因，有力駁斥官方謊言，並披露大量內幕，例如，1961年，糧食部和國家統計局負責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匯集後得知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報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人，周恩來閱後命令立即銷毀，不得外傳。事後周還追問是否銷毀了，在得到肯定答覆後才放心。
徐友漁認為，「這是一部可以和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忍尼辛(又譯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媲美的巨著。雖然，關於中國的古拉格，也有中國人作了深刻的揭露。如果說古拉格是史達林時代的代名詞，那麼，餓死幾千萬人則是毛澤東時代的標誌」。
他說，楊繼繩曾驚嘆索忍尼辛為記錄罪惡而收集證據的專註與堅韌，為中國歷次政治運動的受害者和倖存者未能專心致志還原歷史而嘆息。而《墓碑》一書既體現了索忍尼辛式的良知、民族責任感和歷史洞察力，還在史料的彙集、分析和內情披露方面大大超出《古拉格群島》。「當然，可以說楊繼繩的身分和條件優於索忍尼辛，但一般的規律是，身分和條件越有利，包袱就越重，顧慮就越大。像楊繼繩這樣出身於體制內而為正義冒險犯難、孤注一擲，雖不是絕無僅有，也只有顧准、李慎之等少數前例」。
徐友漁指出，在大饑荒年代發生的許多事，今天看來匪夷所思，有些看起來是笑話，但著實令人辛酸。1960年春，甘肅定西地區農村斷糧，地委書記卻說：「寧餓死人，也不能向國家要糧食。」在搜刮糧食的過程中，通渭縣向公社下的命令是：「完不成糧食任務，提頭來見！」當時的口號是：「寧欠血債，不欠糧食。完成糧食任務就是血的鬥爭。」
1960年冬，河北省委決定農民口糧為每天4兩（舊制，相當於現在的2兩半），省委負責人說：吃4兩的是馬列主義，超過4兩的是非馬列主義。隨後，省委提出「吃4兩，曬太陽」的口號。徐友漁說，人不能進行光合作用，曬太陽怎能頂得上吃糧食？
千村薜荔萬戶蕭疏
提到中國的大饑荒，人民首先想到的是河南信陽，這是中國大饑荒餓死人最多的地方。
當時在四川、河南、甘肅、安徽省不少地方，包括信陽、通渭、鳳陽、亳州、羅定、無為、館陶及濟寧等，幾乎家家都有人餓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絕，有的村莊死得絕無人跡。正是應了毛澤東在1958年6月《送瘟神》裡的詩句：「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墓碑》詳細記錄了以信陽地區為重點，下至縣、鄉、村，上至省委、中南局和中央的情況，比對、分析了各種資料和方法之後，得出結論說，河南餓死人至少為300萬，信陽一個地區餓死人100萬，占該地區總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
甘肅總人口只有1300萬，全省餓死人數在100萬以上。死人比率最高的在通渭縣，將近三分之一，70%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絕。當時被派遣去解決「通渭問題」的一個幹部回憶說，他們只看到炕上、路上、田間、地頭都躺着人，死人活人不分，活人沒有力氣或顧不上埋葬死人，他們不怕死人怕活人，因為活人想吃人。
四川歷來號稱「天府之國」，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但在大饑荒年間死人最多，達到1000萬至1200萬，之所以難於準確估計數字，是因為四川省委在當時就從政治上控制人口統計工作，命令上報死亡數字多的地區「重新調查」。
四川是全國飢餓時間最長的省分，因其最高領導人李井泉善於揣摩毛澤東的心意，對於極左躍進的做法堅持不降溫，並大量外調糧食，以證明政策正確，形勢大好，他以千萬人的生命為代價，晉陞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安徽鳳陽以農民逃荒要飯聞名，這個不到40萬人的縣，3年大饑荒餓死9萬人，將近四分之一。饑荒的主要原因是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鳳陽縣委1958年上報指標8億斤，實收1億6000斤，國家強力徵購佔43%，造成農民缺糧斷炊，1959年產量為1億8000斤，上報為4億斤。安徽全省餓死的人在500萬到600萬之間，超過總人口的15%。在安徽亳縣，由於吃人肉的情況不斷發生，出現了人肉市場交易，農民擺攤設點或流動串鄉賣人肉。
3年大饑荒到底餓死了多少人？這是一個人們一直關心，引起激烈爭論和眾說紛紜的問題。
在該書第22章，楊繼繩參照中外多方面資料、比較分析了各種方法後的結論是：在1958年到1962年饑荒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3600萬；另外，因飢餓使得出生率降低，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人數大約4000萬，大饑荒使中國人口損失大約7600萬。徐友漁認為，這是一個比較科學、可信的數字。
美國明尼蘇達諾曼學院教授丁抒10月17日在「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國際研討會」上，發表《大躍進、大饑荒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的下限》的演講時指出，1960年前後，整個中國有如一個巨大的冰窖。千千萬萬個村莊，每天都有許多農民在飢餓中死去，在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場人為的戰禍或天災、瘟疫，都不曾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奪去那麼多人的生命。
丁抒說，全國究竟有多少人死亡？本來無需別人開會來討論。
可是中國國家統計局直到現在還用大大低於實際數字的1700萬人「唬弄世人」，以至他們不得不在50年後的今天，用事實「揭破其謬誤」。他引用大量資料，得出「全國在大躍進／大饑荒期間的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3500萬」。在《墓碑》之前，不斷有中外研究者綜合各種材料和資料，估算出餓死的總人數，大致說來，在2000萬到4000萬之間。而新老左派則攻擊這些資料，稱這些資料偏高，是對毛澤東本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醜化。
徐友漁對此反駁說：「我們可以取最低數的十分之一，質問左派們：難道你們認為，餓死200萬人就天經地義？」
餓死3600萬人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楊繼繩說，這個數字相當於1954年8月9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1945年8月6日，美國飛機向廣島投下的原子彈炸死7萬1000人；8月9日，美國飛機向長崎投下了另一顆原子彈，炸死80萬人；即大饑荒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彈。
這個數字相當於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24萬人的150倍，也可以說大饑荒相當於發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這個數字超過了第1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第1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1000多萬人，中國1960年1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
大饑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2次世界大戰。第2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4000萬到5000萬之間。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3、4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集中在半年之內發生。
易子而食搶吃人肉
中國古籍記載「易子而食」的故事，而在1950、60的大饑荒年代，吃親生兒女的事件就有多起，「人相食」並非個別現象。在河南信陽的一些鄉鎮，在甘肅通渭，楊繼繩都聽到當事人講述駭人聽聞的吃人故事，他還見到吃過人肉的人，聽他講述過人肉的味道。據親歷廬山會議和大躍進的李銳說，當時人吃人的紀錄全國至少上千起。這些悲劇，在《墓碑》各章節裡，有詳盡記載。
在當時及以後的幾十年中，中國的一切書刊、報紙及官方檔案，都極力迴避和掩蓋這一大規模的人類悲劇。各級幹部對餓死人的事也是三緘其口。對餓死人數的統計，各級幹部弄虛作假，千方百計縮小死亡數字。為了永遠掩蓋這一事實，當局還下令銷毀各省報上來的人口減少數千萬的資料。
公共食堂大吃大喝
為什麼會發生全國性的大饑荒，為什麼會餓死這麼多人？《墓碑》一書披露下述原因：
由於大躍進的浮誇，全國各地都搞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1958年宣布糧食總產量為7500億斤，以後統計的數字（還有虛誇）為4000億斤，實際產量基本與上年持平，但徵購數量增加了21%，其結果就是從農民的口糧中硬挖硬擠。
要完成高徵購指標，農民必須把口糧、飼料、種子搭進去，在完不成徵購任務時，上級部門認為農民在搞瞞產私分。各地普遍用對基層幹部撤職、開鬥爭會、毒打、勞教、逮捕等方式強迫交糧，被打傷、打死的幹部和農民不計其數。鬥爭會上有這樣的問答：「生產隊大躍進了沒有？」「大躍進了。」「人民公社優越不？」「優越。」「那你為什麼不交糧食？」
還有這樣的口號：「誰藏一粒糧食，就等於私藏一粒子彈。」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發表文章證明，每畝產量可以達到3萬9000斤，這為反瞞產私分提供了「科學論證」。
「墓碑」一書以大量事實指出，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餓死人的重要的禍因。興辦公共食堂的過程是消滅家庭的過程，也是對農民掠奪的過程。農民家庭的灶拆了，鍋盆碗盞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徵用。糧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飼養。社員挖的野菜也要交給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煙囪不允許冒煙。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來的危害就是浪費糧食。食堂初開辦的最初兩個多月，各地放開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勞動好壞，都一樣吃飽喝足。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一個人的肚子裡。辦了公共食堂以後，生產隊長是一「堂」之長，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辦公共食堂，實際是讓農民把飯勺子交到了領導人手裡，也就是把生存權交到了領導人手裡。農民失去了飯勺，就失去了生存權。此書記載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飯」而把人活活餓死的事實。
楊繼繩說，人民公社是農業集體制度的發展，也是極權制度的進一步發展。人民公社剛成立時，普遍實行供給制和工資相結合的分配製度。供給制，實際上是由各級官員對老百姓的生活必須品進行「供給」，這不僅為各級官員控制公社財富創造了條件，也從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員。官員不「供給」，社員就不能生存。由於政府不具備供給能力，供給制只是曇花一現。供給制雖然只持續了很短時間，卻造成了極大的浪費，特別是糧食的浪費。
在幾千萬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層幹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中提供了這樣的數字：僅光山和潢川兩個縣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殘的僅潢川一縣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殘的不只是農民，也有不聽話的基層幹部。在農村，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幹部專政，誰的官大，誰就可以對他所管轄的臣民和下級任意欺凌。
在公社化、反「瞞產私分」、辦公共食堂的過程中，有牴觸情緒的農民，因飢餓偷吃了集體青苗的農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飢餓幹活不力的農民，都可能遭到殘酷的處罰。處罰農民的刑罰有幾十種：吊打、罰跪、遊街、扣飯、冷凍、曬太陽、割耳朵、「炒豆子」等。慘不忍睹。信陽地區羅山縣彭新公社有17名預備黨員，在「反瞞產」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榮地」轉為正式黨員，只剩一個不得轉正，因為他沒打人。在這本書各章節中，記錄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慘案。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慘案是1961年整風整社中揭露出來的，多發生在「三類隊」（即落後隊），不是每一個生產隊都發生這樣慘烈的事情。不過，根據毛澤東的說法，「三類隊」也占生產隊總數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產隊裡發生這樣的慘案，也是相當普遍的。
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中共各級地方政府為了完成徵購任務，在農村以開展「兩條道路鬥爭」的方式大搞「反瞞產私分」運動，用政治壓力、精神折磨和殘酷的暴力，搜刮農民僅餘的口糧和種籽，農民稍有不滿就要挨打，面臨種種刑罰，甚至被活活打死。
喬培華根據中共檔案撰寫的《信陽事件》調查報告，記錄了數十宗光山縣槐店公社大樹大隊發生的血淋淋事例，信手拈來幾例：
1959年10月15日，熊灣小隊張芝榮交不出糧食，被綑綁後用劈柴、木棒毒打後死亡，大隊幹部還用火鉗在死者的肛門裡捅進大米、黃豆，一邊捅一邊罵：「要叫你身上長出糧食來！」張被打死後，留下8歲、10歲兩個小孩先後餓死；
1959年10月15日，陳灣小隊社員陳小家及兒子陳貴厚因交不出糧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樑上毒打，後又扔到門外用冷水凍，陳家父子7天內先後死亡，家裡留下的兩個小孩也活活餓死；
1959年11月8日，熊灣小隊社員徐傳正被誣陷「有種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樑上，殘酷毒打，6天後死亡。徐一家6口隨後全部餓死；
1959年11月8日，晏灣小隊社員鐘行簡因被認為「違抗領導」，被幹部用斧頭砍死；
1959年11月13日，熊灣小隊隊長馮首祥因沒有向來這裡的大隊幹部讓飯，被看成瞧不起大隊幹部，就被吊在大隊食堂房樑上毒打，並將其耳朵撕掉，6天後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陳灣小隊社員陳富厚因無糧可交，被繩子穿耳，並綑綁吊在樑上用扁擔打、冷水淋，當場死亡。為防止其子陳文勝（17歲）聲張，誣陷他宰殺耕牛，綑綁起來毒打致死……
光山縣縣委書記劉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瞞產」運動，連續拷打40多個農民，打死4人。該公社一級幹部中，親自主持和動手打人者佔93%。河南省委委書記處書記李立在1960年11月28日向吳芝圃的報告中，提供了更重要的情況，摘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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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山縣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秋災，全社平均畝產172斤，總產1191萬斤，公社黨委報畝產626斤，總產4610萬斤，縣裡分配徵購任務是1200萬斤，超過了全公社的實際總產量。為了完成徵購任務，他們不惜採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瞞產，把群眾僅有的一點口糧搜刮一空。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現象相繼發生。劉文彩和公社黨委把食堂停伙死人歸於富裕中農進攻、階級敵人破壞，歸結為兩條路線的鬥爭在糧食問題上的表現。反瞞產鬥爭持續8個月之久，60、70天內粒米全無，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被打的有3528人，當場打死群眾558人，打後致死的636人，致殘的141人，迫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毒打、腳踼、凍、餓外，還採取了冷水澆頭、拔頭髮、割耳朵、竹籤子穿手心、松針刷牙、點天燈、火炭塞嘴、火烙奶頭、拔陰毛、通陰道、活埋等數十種極為殘忍的酷刑。
原公社黨委書記江某等指使炊事員把13個到公社要飯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凍餓而死。
廣大群眾處於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絕境，骨肉不得相顧。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遺棄子女，拋屍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飢餓難忍破壞屍體134具（作者註：這裡說的「破壞屍體」就是從屍體上割肉回家吃）。……
在正常情況下，如果遇到饑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當時的制度下，農民沒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權利。各級政府千方百計地對外封鎖飢餓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郵局，向外面發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陽地委讓郵局扣了1萬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為了不讓外出逃荒的饑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鎖，不準外逃。對噎外逃的饑民則以「盲流」的罪名遊街、拷打或其他懲罰。
根據毛澤東的喜好和宣導大辦公共食堂，是造成農民餓飯和死亡的重大原因。此書作者根據資料分析認為，如果沒有公共食堂，餓死的人數可能減少三分之一，在有些地方可能減少一半。大辦公共食堂的過程，就是前兩個月吃飯不要錢，大吃大喝，然後鬧饑荒的過程，就是強迫農民入伙，統一用糧，沒收鍋碗瓢盆，誰家冒炊煙抓誰，使農民家徒四壁、一無所有。
公共食堂的最大危害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落實到每一個人的肚皮」，幹部掌握了讓誰吃飯和不讓誰吃飯的權力，同時得到多吃多佔，搞特殊化的基地。
政府和幹部濫用權力使餓得快死的農民雪上加霜，他們派民兵圍、追、堵、截，設卡抓捕，不讓農民逃荒，斷了饑民的最後一條求生之路。
中共共領導面對自己一手製造的大慘劇，編造出大饑荒是出於「三年自然災害」和「蘇聯修正主義逼債」的謊言，把罪責推給老天爺和蘇聯，長期以來，「三年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成了中國人回顧大饑荒年代的口頭禪。《墓碑》對此作了詳細的考證和有力的批駁。
楊繼繩引證權威的氣象資料和權威的氣象學家的觀點，說明1959至1961年是正常年景。中國地域遼闊，每年發生天災在所難免，但這3年的自然災害並不比其他年分嚴重。
他進一步指出，歷史資料表明，糧食產量和天災之間並不存在正比相關關係，在大饑荒期間，中國政府以巨額資金和物資援助一些國家，其中許多國家的生活水準大大高於中國。在農民大量餓死的同時，大量糧食被用於出口，1959年與1957年相比糧食減產，但出口量增加一倍以上，創造糧食出口歷史最高紀錄，這個數量夠2450萬人吃一年。
1960年，在大批農民餓死之際，當局不僅沒有考慮開倉放糧，反而刻意繼續增加國家糧食庫存，這一年餓死人最多，而國家尚有幾百億斤糧食庫存。
當毛澤東得知信陽發生餓死人的嚴重事件時，他說事件的性質是階級敵人竄奪了領導權，是反革命復辟，對勞動人民實行瘋狂的階級報復，解決辦法是實行民主革命補課，這導致對基層幹部大規模的鬥爭、撤職、逮捕。
有人曾辯解說，毛澤東在3年困難時期也和全國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此書引證官方出版物說明，毛的一份西餐菜譜記載了各式風味的魚蝦共有17種。另一位知情人說，醫生鑑於豬肉膽固醇高，建議毛不吃豬肉改吃牛羊肉。在此期間，各地為毛和一些政治局常委修建的別墅、賓館豪華程度超過國賓館。
十分人禍無關天災
前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代表團團長吳康民高度評價楊繼繩及《墓碑》。說他是一位治學嚴肅、搜集資料豐富，而又思想開放、大膽敢言的作家；《墓碑》是繼楊繼繩此前出版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內容涉及訪問趙紫陽的敏感題材）、《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等著作後，「對中國現代政治史的一大貢獻」。
吳康民指出，楊繼繩的「墓碑」，觸及大規模的「人禍」，揭露了極大的「黑暗面」，書中強調四點，一、中國大饑荒的真相長期不為人知，大多以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搪塞民眾，其實完全是十分人禍，沒有天災。
二、一般人們知道河南省當年餓死了300萬，卻不知道中國死人最多的省分是「天府之國」四川，保守估計為1000萬人。原因是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跟毛最緊，四川揭蓋子最晚。大饑荒與反右打壓敢言者有直接因果關係，大饑荒是文革的重要起因。
三、人吃人不是特別的例子，而是普遍存在，有明確紀錄的已達3000多例，其中紀錄有一次政府把吃人者與煮熟的人肉拿到會場批鬥，結果群眾飢餓難忍，一人說：「我也嘗嘗！」眾人蜂擁齊上，批鬥大會變成搶人肉、吃人肉大會。
四、中國大饑荒的影響超過文革，其死亡人數相當於全世界二次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當然也遠遠超過8年抗戰中國死亡人數，大饑荒死亡數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了450顆廣島原子彈。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美國哈佛大學博士丁學良稱此書為「你不能不看的墓碑」、「一本值得尊敬的書」。他說：「我從來沒有寫過任何書評，因為沒有時間。可今天，在回顧中國改革發起30年的時候，我卻要破例寫一次，因為《墓碑》太有價值、太有意義了…。」
丁學良指出，此書在香港一上市，西方的好幾家大報刊即用嚴肅書評予以反應，對它評價極高。他也認為這是他20年來所讀到的研究「大躍進」著述「最全面、最實證、有最多第一手資料和最多細節的一部傑作」。儘管他一直關注這方面的資料，但這部書「依然讓我吃驚─有些細節我都看不下去，時常要放下來，喘一口氣，因為裏面的內容太沉重了」。
楊繼繩表示，這本書題材沉重，估計出版後會讓他面對更大的政治壓力和風險，但是追尋真相的使命、反省歷史的責任，讓他「必須給自己一個交代」，也為父輩和那個時代立起一座文字的、也是更永久的墓碑。
「我堅信，在中國，總有一天極權制度會被民主制度取代。這不是很遙遠的事情。……在極權制度徹底死亡之前，我提前為它立了個墓碑，讓後人知道：人類社會在歷史的某一階段、在某些國度，曾經有一種以『解放全人類』的名義建立的、實際是奴役人類的制度。這個制度宣揚並實踐的『天堂之路』，實際是死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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